古典戏曲理论的文学化（五）

    文人与民间属于不同的阶层，其审美和追求亦大异其趣。民间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游戏、娱乐，文人则不然。中国戏曲的本质是一种民间艺术，由元到明清，戏曲由原来的不被接受到被接受，由原来的边缘到成为主流，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在走向主流地位的过程中，戏曲的一种民间本质在被改变、有改变的一面，也有让中国戏曲本质走向更为成熟的一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在文人介入戏曲以后，他是以一种文学的眼光、文学的角度来对待和审视戏曲，不论创作也好，批评、研究也好，都打上了这种文人文学化色彩。这在创作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明清传奇、大量的昆曲都是由文人创作，有很强的文学性质，大量的作品搬上昆曲和戏曲舞台，>还有很多作品完全成为一种案头之作，一些作者创作之初的宗旨也不是要把它搬上舞台，而是作为自己心怀和思想感情的一种抒发，就像写诗、写散文一样来从事戏曲创作。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批评方面来看，因为人是用一种文学的眼光来看戏曲，而民间戏曲恰恰在文学性方面是不讲究的，它重视的是舞台呈现，不是文本。。很多民间戏曲，没有剧本或者只条纲，或者是串头戏，即便有的是有一些比较完整的剧本，但是这些剧本的文学性也是下里巴人的。所以能够明白为什么明清时候有很多戏曲理论家、批评家，他们自己喜欢戏曲，从事戏曲的创作，也从事戏曲的研究、批评，但是对民间戏曲却大加挞伐。比如吕天成和祁彪佳，是明代两位非常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也从事创作，但在评价民间戏曲创作时毫不客气，不只是批评，甚至认为它“陋恶不堪”，完全加以否定。即使汤显祖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戏剧家，他对弋阳腔、民间戏曲所采取的态度也和吕天成和祁彪佳一样是非常否定的。他们的审美标准的着眼点：一个是内容教化，一个是文学性。吕天成和祁彪佳这样的文人对民间创作毫不客气，但是对高则诚的《琵琶记》这样的文人作品，则是非常肯定的。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琵琶记》“有关风化”，宣扬了“子孝共妻贤”这样一种道德伦理；二是《琵琶记》所能达到的文学性和文学成就，将之列为“神品”，认为“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