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另一批知识分子则不满简单的隐射与想象，不满足“寓言”式的英雄，而将目光投向真实的“英雄”，他们一方面“启用”历史，将目光投向久远年代的“英雄”，通过追忆与“复活”远古英雄，以激发民族的历史之“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时代英雄”之咏以激励国民斗志。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里所汇集的晚清戏曲，其中咏古代英雄志士的涉及荆轲、花木兰、岳，蛙、梁红玉、文天祥、史可法、张沧水、郑成功等；书写“当代英雄”的则集中在秋瑾、徐锡麟、邹容等革命志士身上。
这些戏曲包括杂剧、传奇和地方戏，其内容或鼓吹维新改良，或宣传传革命救国，或呼吁开倡女权，或激励勇赴国难，或颂扬志士死节，或以描写国外时事，鲜有出乎上述主题。其中部分因其作者的非专业身份和出于一时之感慨的创作动机，往往成为“半截戏”和急就章，影响不大。而另一些戏曲则属剧作家“专业”之作并被搬上舞台引起很大的反响，如汪笑侬编演的叙述波兰瓜分之祸的《瓜种兰因》。
晚清的新编戏曲或改编的旧戏，其创作目的显而易见，即自觉不自觉地让戏曲发挥其“剧场国家”功能，使“舞台”成为“国家”缩影，角色成为“国民”的象征，戏曲由此成为某种“国家神话”或者“国家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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