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上对民间戏曲的关注,是从明代徐渭开始的。徐渭撰写了《南词叙录》,“南词”就是指南戏,正是得益于徐渭这样的思想叛逆者和革新者,才使后人对南戏的了解更全面些。所以元明清时代尤其明清时代,文人的介入,从文学的角度对戏曲做更多关注的时候,戏曲的文学性有很大提高。所着眼主要之处就是文学,很多著作如《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等,都是谈音韵、格律等,就是这个原因。甚至于文人在解释中国戏曲形成时,也是用这种文学的眼光来加以解释的。王世贞《曲藻序》认为:“曲者,词之变。自金、元人人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骥德《曲律》认为“入唐而以绝句为曲,如《清平》、《郁轮》、《凉州》、《水调》之类;然不尽其变,而于是始创为《忆秦娥》、《菩萨蛮》等曲,盖太白、飞卿辈,实其作俑。人宋而词始大振,暑曰‘诗余’,于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单词只韵,歌止一阕,又不尽其变。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董解元西厢记者,其声犹未纯也。人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晓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人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由诗到词、由词到曲是历来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把曲完全看成一种平面化的、文学化的演变。固然,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散曲是一种音乐文学,而杂剧是一种舞台艺术,这期间曲和诗、词确实有一种关联,但最根本的杂剧是一种舞台艺术,而诗或词都是一种平面的文学,最多是一种音乐文学,不可能直接诞生舞台艺术的戏剧。不过,从文人认识中国戏曲形成的文学化观点上,可以看出在中国戏曲表演越来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一个不断文人化的过程,包括昆曲“水磨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