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的发现与晚清戏曲中国理论的兴起（六）

    对戏曲的重视和“戏曲中国”理论的倡导，宣告了在国势危急、民智未开的中国，鼓吹“小说中国”理论之虚妄，正如陈独秀在《论戏曲》中的分析：“现今国势危急，内地风气不开，慨时之士，遂创学校，然教人少而功缓。编小说，开报馆，然不能开通不识字人，益亦罕矣。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然而以“戏曲”为“工具”来改良社会人心风俗，首先必须实现“工具”自身的改良与革新。陈独秀主张多编演有益“风化”的“英雄”剧、表演上吸取“西法”，内容上去“淫”、“神”、“名利”。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则强调戏曲的悲剧精神，主张以莎士比亚的悲剧为戏剧改良的方向。天谬生的《剧场之教育》(1908)则提出利用“剧场”的这种“绘声写影”功能来．写“时事”剧，以激发国民爱国意识和国家思想，主张突出“剧场”教育功能：“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之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演剧之效如此。”“剧场”以“影像”见长，较之“小说”类印刷艺术，在民众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中层社会相对而言受众更广。欲在民众中普及“国家思想”，“剧场”教育的“效力”远胜“教育机构”所实施的“教育”，要使人人有国家思想，“舍戏剧未由”，戏剧可以成为“学校之补助品”。无名氏在《论戏剧弹词之有关于地方自治》（《新世界小说社报》，第5期）更断言：戏曲的自身的“进退”直接决定了地方风俗的“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