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戏曲的“剧场”效应的“发现”使得晚清改良派（指政治倾向）知识分子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
柳亚子在《二十世界大舞台》的发刊词里指出，在国民“堕落如故”、“公德不修”、“团体无望”、“实力未充”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空言”无补于世，而欲以“戏曲”之舞台，为“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通过戏曲演出来宣传“民族主义”和普及“民族大义”，促使“民智大开”，从而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陈去病则在《论戏剧之有益》中认为戏剧的“同化力”“入之易而出之神”，在“明夷夏之大防”与“触种族之观念”上更加快捷。在此文末，陈去病以更为激进的态度指出“戏剧”（戏曲）的性质内含对抗“专制”的“反抗性”因子，认为戏剧能暗含“专制”国中的“民党”的两大计划，其一是能宣传“暴动”，能即“振起而发挥”、“尚武”精神；其二是“秘密”，即戏剧以其“寓言”功能，能唤醒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感动“民情”，振奋“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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