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正如我们在对其思想发展谱系考察部分所言,最初是对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视而发轫的。在“社会教育”这一大范畴之下,至少包含了移风易俗、开启民智、鼓吹改良和宣传革命等侧重各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早期戏剧教育家事实上同时也就是借助戏剧演出活动的社会教育家和民众教育家。这些早期的戏剧活动和戏剧教育本身的认识还停留在外部认识之上,然而我们对国族危亡民心思变的时代大背景是不可不深加体察的。王钟声与任天知两位戏剧活动家的社会教育思想,正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早期代表,各自萌生于“通鉴学校”和“进化团”的创建过程之中,对应于“文明戏”的现代戏剧发展阶段。
王钟声,原名王熙普,1880年左右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喜读《寰流志略》等开阔视野之书籍。1894年入上海教会学堂学习德法等语言。1898年远涉重洋,留学德国,攻读法政。1906年回国,曾做桂抚幕僚、法政学堂监督(即校长)和洋务局总办。1907年着优孟衣冠于沪上,开创文明新戏。1911年12月凶“革命党”故被清廷逮捕并杀害于天津。王钟声的整个人生轨迹正可成为清朝末年、辛亥以前有识之士之代表,归国之后先参与政治(幕僚),后从事教育(学堂监督),再兴办实业(洋务总办),然后走上通过戏剧宣传反清革命道路,最后死于革命实践。从其人生轨迹之中我们亦可知戏剧社会教育正构成其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在通鉴学校创办之始时以“宣传革命”(见前文)来教育;学生深明戏剧之义外,王钟声所留戏剧教育相关言论甚少,仅见于1909年8月《民兴报》所刊《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广告》,称:“同人为改良风俗起见,创办新舞台改良戏曲……办法约分二类,一为旧戏改良……一为纯粹新戏,仿照西洋新派,以戏文演各种历史……务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更欲使入吾馆者,能起发善良的观感。”“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方能获教育之最大接受面,“善良的观感”则寄予了教育效果方面的积极意图。
任天知则被称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早期奇人,其生卒年不详,满族。原名文毅,艺名天知,北京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为日人养子,人日本国籍。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7年受春柳社《黑奴吁天录》演出的启示,归国后在上海开展新剧活动。1907年下半年,与王钟声合办通鉴学校。1910年依靠原通鉴学校学生及春阳社部分成员,组建了一个早期文明戏剧团,自任团长。起初名为“进行团”,因恐引起当局怀疑,“遂经团员公议,易其名为进化团”。任天知及其“进化团”创“天知派新剧”,在艺术上与其他新剧相区别的一处地方是,在演剧过程中出现大量针砭时弊的临时演讲,借戏剧演出之舞台行政治宣传和社会教育之事实,将戏剧视作民众教育之倾向更甚。如果说通鉴学校与春阳社诸人还较多考虑演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那么进化团则更多偏向野战式的革命宣讲,因此出于活动隐秘性而未留下过多关于戏剧教育的直接言论。然而仅从其时所留演剧剧目而言,即可一窥其教育内容本身:《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安重根刺伊藤》、《恨海》、《尚武鉴》、《血泪碑》、《黄金赤血》、《共和万岁》、《黄鹤楼》、《新加官》。这些戏剧多向民众针砭时弊、鼓吹共和、警惕亡国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