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虽然蒙古铁骑以一种野蛮决绝的方式一扫中原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大一统皇朝,但却缺乏文治,连忽必烈自己也承认“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起初蒙古统治者以为“汉人无补于国”而打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因此除了工匠外,包括儒士在内的其他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为奴。因为不会管理,致使占领土地得而复失,这就迫使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历史上入中原的夷狄的经验,决定实行汉法,任用汉儒。但忽必烈想的是“以华治华”,而文人们想得是“以华化夷”,这就势必产生矛盾。
中统三年的“李壇之乱”和王文统事件成为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忽必烈开始对汉人疑虑重重,他的统治政策由原先的消弭民族隔阂、推行汉法、实现充分“汉化”向维持特权、钳制汉人、加强民族控制转变。他理智地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有节制地任用这些文人,约束他们的权力于一定范围内。他严格限制汉族文官在官员中的比例,坚持不开科举,不使汉族儒生与蒙古贵族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文人在中央只能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官,在各级地方政府中也只能担任副手。此外,忽必烈还开始制定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民划分四大类:蒙古人为一等,是元朝之“国族”。根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蒙古人共有七十二种氏族,是漠北地区的蒙古各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意为“各色名目”,即种类繁多之意。其种族统计不一,主要指当时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各族。第三等为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为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各族。“比起鲜卑、党项、契丹、女真、满族人来,元朝蒙古族在保护自己的民族性、抵制汉化上,可以说是最倔强的。事实上,始于忽必烈时代的蒙汉文化冲突,一直是由有权力作为后盾的蒙古文化占据着上风,至少从表面上看、或在统治阶层内是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