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则在《小说原理》里分析小说的娱乐功能时也将“戏曲”归入“小说”：“无所为而读者，如一切章回、散段、院本、传奇、诸小说”，较之《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夏曾佑更明确地指出小说（“说部”）的“外延”包括一切“章回”、“散段”、“院本”、“传奇”，甚至“穷乡僻焉“酬神演剧”，北方的“打鼓书”，江南的“唱文书”，也可作为“小说同科”。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谈到日本学校文学科中的《水浒》、《西厢》讲义让自己“骇之”，于是反思和重审“小说”的文学地位，指出小说实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此，楚卿显然也将戏曲《西厢记》（戏本）与章回体《水浒传》同视为小说。同时，他将“梦”与“想”视为“自动”活动，而“读书”与“听讲”、“观剧”、“看画”为四种“它动”活动，通过六者之间的对比，认为“小说”“实举想也，梦也，讲也，剧也，画也，合炉而冶之者也”。这一比较，强调了“小说”的地位，实际上也隐含了对“戏曲”的“剧本”与“剧场”的区分，前者较“自陶，因而可“娱独”，后者“待于人”，适合“群乐”。天谬生则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将“弹词”、“演义”并论，将二者视作“小说”：“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读一演义，则感激流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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