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阐释小说的四大功能（“熏”、“浸”、“刺”、“提”）之“刺”时，引三例证明小说对“人心”的“营造”：即林冲、武松之“厄”使“蔼然和也”之“我”“发指”；晴雯被赶、黛玉之死使“愉然乐也”之“我”“发指”；晴雯被赶、黛玉之死使“愉然乐也”之“我”“泪流”；“实甫之琴心、酬简”和“东塘之眠香、访翠”使“肃然庄也”之“我”“情动”。显然梁启超也将《三国演义》、《红楼梦》与《西厢记》（杂剧）、《桃花扇》（传奇）等量齐观。即使在民国以后，这种“戏”、“说”合一的小说论，也依然为梁启超坚持，梁启超在《告小说家》中指出：“然自元明以降，小说势力人人之深，渐为识者所共认，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 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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