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冷酷的喜剧精神（五）

    正是因为契诃夫透彻明察了人类自身荒诞的生存状态，所以他才有了那份忧郁，那份冷酷。这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的体验给了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巨大的启发。然而，契诃夫又是一位崇尚科学与理性的作家。这使他与后辈现代主义作家们有鲜明的区别。他对生活之无奈的艺术体验并没有使他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绝望。他的眼光从来都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面对未来，他带给人们的不是绝望的哀叹，而是深深的祝福。我们常常说到的《新娘》、《樱桃园》等作品中的所谓乐观的基调，所谓“亮色”，其实就是指的这一点。忧郁的契诃夫由于对人类自身的弱点有了太多的认识，故他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期待只能是模糊的，他无法为我们描绘一幅明确的美好图景。这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由于契诃夫的局限性的缘故，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深沉的契诃夫根本不会沉溺在浮浅的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而为人类不负责任地描绘廉价的美好蓝图。契诃夫是自觉地克服了俄国19世纪中后期乌托邦思潮影响的艺术家。他深知人类进步的艰难，深知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不幸与荒诞。只要体味一下《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万尼亚舅舅》等作品中那忧郁的抒情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便可理解这一点。但契诃夫心中依旧有一丝不灭的理性之光，有一种连他自己都未必明了的模糊的宗教精神。正是遵循着内心的这种呼唤，忧郁的契诃夫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人类献上了默默的深沉的祝福。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理解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关键所在。譬如，当我们画对契诃夫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杰作《樱桃园》时，我们可以领会出契诃夫的一份忧郁与无奈：人类的进步竟然是以美的失落为代价的，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这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然而，《樱桃园》的艺术境界并非止于此。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契诃夫为什么会将这部戏称为“抒情喜剧”了。而假如我们依旧遵照过去惯常的说法，将这部戏看作是对腐朽堕落的没落贵族最后的滑稽收场的展现，那么也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契诃夫在表现女主人公朗涅芙斯卡娅时会流露出那么忧郁的温情。不要以为契诃夫在发出“你好，新生活！”的呼唤时将未来的理想寄托在了那位大学生身上。别忘了，那个总是毕不了业的大学生也同剧中其他人物一样，在契诃夫的笔下被滑稽化了。《樱桃园》体现出契诃夫深刻的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正是契诃夫艺术创作的灵魂。只希站在高处俯视生活，才会有这种喜剧精神。唯其如此，方能超越对事物的悲剧感怀，领略对事物的滑稽性审视，从而获得对事物的喜剧性把握。《樱桃园》没有被写成一曲为庄园的消逝而哀叹的挽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深刻的喜剧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樱桃园》才于忧郁的抒情中显出了乐观的亮色。显然，这种亮色是模糊的，但绝非是因为契诃夫对当时俄国社会思潮运动的无知，而恰恰是因为契诃夫要超越具体政治思潮的局限。于是，他只能在自己最后的杰作中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为人类的未来默默祝福了。

    20世纪是喜剧精神得到充分发扬的一百年。这与20世纪人类对自身生存的荒诞体悟是分不开的。早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就有了面对命运几近绝望的无奈感悟：“众神对于我们如顽童对苍蝇一般，他们杀死我们是为了好玩”。而20世纪的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面对历史的荒诞和生活的无奈，与其悲痛哀挽，莫如居高临下地“苦笑”。这正是20世纪喜剧精神愈来愈深化的原因。记得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玩笑》当中写道：“人们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这段话表达了20世纪人类在历史命运捉弄下的无奈感受。现代喜剧精神，就是以“理性的幽默”，抚慰历史的捉弄所带来的精神灼伤，超越无奈之感，求得豁达的生活观，最终取得对荒诞的胜利。正是这一精神需求，使得20世纪中叶的荒诞派戏剧家们格外青睐契诃夫的戏剧，使得契诃夫内敛的幽默喜剧精神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当代回应，也使得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在21世纪的今天仍将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