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以怎样的面目显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头脑里的呢?首先,他是个以玩噱头的幽默笑话进入文学殿堂,尔后又一步步深沉起来,一步步成熟起来,终于做到了无愧于这座神圣殿堂的作家。其次,他是一位俄国专制社会的有力的控诉者,他的天才的幽默感就是一把利剑,直刺俄国专制官僚社会的种种丑恶。于是,《变色龙》、《胖子与瘦子》、《公务员之死》、《普里希别什中尉》、《哀伤》、《苦恼》、《套中人》、《第六病室》……这一系列广大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的名字仿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作家的肖像:一位戴着眼镜,眼神忧郁的幽默大师,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把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直刺黑暗的沙皇俄国,揭示出这个黑暗王国的虚伪、残忍和不公。再次,他是一个对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深沉的挚爱的艺术家。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他真诚地期盼着苦难深重的俄罗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草原》、《三姐妹》、《樱桃园》等抒情诗般的佳作里,可以充分体味到作家那份爱与祝福。最后,他是一个抒情大师,是一个善于捕捉生活中隐秘的诗意,并糅合自己淡淡的哀愁,抒发于笔端的艺术大师。
所有这些印象应该说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契诃夫的合理的理解。不过,这些略显零碎的印象,由于受早期苏联时代对契诃夫的阐释的影响痕迹很深,很难凸显出契诃夫艺术世界的整体特质,因而也就难免有局限性。
不错,契诃夫是旧俄罗斯的控诉者。但是,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旧制度的愤怒的批判者。换言之,他对旧俄国一切不人道、不公平现象的揭露与批判,是与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状况,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困惑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此,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揭露与批判,既立足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时代,获得了永恒,因而具有了当代意义。这一点是我们过去未曾充分注意到的。我们时常会忘却一个朴素的道理:经典作家之所以具有经典意义,是因为他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我们都知道契诃夫的创作充满了抒情诗的意蕴。然而,离开了对人类普遍的永恒情绪的体察,离开了对人类本质的生存状态的洞烛,是不可能产生如契诃夫的作品中那样淡淡的抒情韵味的,更不可能使他与后世的不同国度的人们产生精神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