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俄罗斯经典作家,契诃夫的名字从未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过。这不奇怪,因为20世纪的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文学是有着异常强烈的情结的。然而,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曾饱受非议一样,契诃夫亦曾被曲解过,这种曲解一直深深制约着中国人对契诃夫创作精神的准确把握。这是历史的遗憾,是我们长期跟随前苏联亦步亦趋的结果。这种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理解的偏差,便形成了一个颇滑稽的现象:一方面,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我们似乎从未怀疑过他对我们的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了的对他的阐释却又无益于我们去清晰地理解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作家对当代世界的意义。
今天已不用再去怀疑契诃夫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力了。20世纪文学本身早已证明,这位身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典作穿家,是一个紧紧联系着未来的开拓者。他的价值是伴随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智认识的加深而逐步显现出来的。于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终于惊叹地发现,契诃夫是一位人类灵魂的深刻精到而技巧高超的解剖者;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尤金·奥尼尔也把这位将象征与印象主义手法巧妙结合起来以表现人类普遍心灵状况的戏剧大师尊为自己的“艺术之父”;荒诞派剧作家们贪婪地汲取着来自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养分;在中国,一代现代作家从契诃夫那平静淡雅的短篇小说中领略了作家对灵魂的深刻解析,而他那诗意盎然的戏剧艺术世界,更是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话剧的“非戏剧化倾向”。
说契诃夫影响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这是事实,而这是契诃夫生前未曾料到的。他的美学观念一直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相对立。这从他当年对“颓废派”的不屑态度中便可知晓。其实这并不奇怪。现代主义文学绝非仅靠几个大家所公认的旗帜鲜明的先驱者的滋养才得以兴盛的。契诃夫这位崇尚写实风格的作家理应不属于这个先驱者的行列,但他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的写作观念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意识,的确引起了后辈现代主义作家们强烈的共鸣。唯其不屑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这种影响才是更加本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