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失禁与仪式剧——戏弄搬演形态（五）

    唐段成式《酉阳杂组》前集《境异》曰：“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圈。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段氏此书成于公元九世纪中期(-860)，“婆罗遮”即苏幕遮，并服狗头猴面，类似面具魃头，此“透索”既非跳绳游戏，亦非双陆博戏，而是佛教“行像”衍生出的民间驱魔表演。同书又云：“焉耆国……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床撤……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岁穷。”婆摩遮，即苏摩遮，是当地民间搬演苏幕遮的俗称。由此可见苏幕遮作为民间踏歌踏舞的主要演形式，已在敦煌世俗化。苏幕遮从康国、龟兹、于阗、高昌、焉耆、敦煌而人内地的过程中，因与佛诞、中元、寒食、春祈秋报等佛教与民间禳祭活动相融合，演出时节、装扮形式也各异。另外，《敦煌歌辞总编》[苏莫遮]《聪明儿》中那个“善能歌、打难令”，“弓马学来阵上骋”，“摆金铃，摇玉佩，处处皆通娴”的聪明儿，即是苏幕遮在民间衍生出的戏弄人物。由此看来，泼寒胡戏原本包含的戏弄成分并未消失，不仅由“在夷俗则禳除疾病”向“在华戏且为祈丰、献忠与上寿”递变，而且“在本土已由民俗演化为戏，入我国后，复完全适应行乐之需，乃配合乐舞、演出情节，人马杂沓、彩绣缤纷，更充分戏剧化矣”。特别是经由龟兹佛教化和敦煌世俗化两次大的面目变化，将面具表演与角色装扮相结合、刻画人物与戏弄故事相结合，其歌舞队戏的最初形式，不断衍人仪式表演、角色装扮人物、俳优戏弄故事，逐步深化了戏剧搬演的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