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运影响下的香港话剧（二）

    香港戏剧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特别与城市的繁荣和城市公共生活的兴起有关。由于长期华洋杂处，香港与戏剧艺术相关的文化娱乐活动既有外国戏剧，也有中国戏曲，，柏洛在《香港巡礼》中提到：“华人酷爱戏剧表演”，并认为中国戏曲和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少用布景却使布景更明显，如叠高椅子代表山等写意或象征的布景手法；全男性演员和女角由男性反串；暂时脱离现实，如死人复活的浪漫主义手法等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粤剧受到西方戏剧影响而开始改革，出现新品种：“到一九OO年。广州、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粤剧工作者已开始采纳西洋戏剧的某些形式，即减少唱曲时间、增加直接对白。很多原创或改编的戏曲都以当时社会现况为材料，而避开了传统的‘宫廷’故事，剧目如《晤好食洋烟》、《鸦片杀人》、《宗教罪人》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当时香港出现一种戏班自称为“志士班”。1905年，陈少白、程子仪、李纪堂等人组成的“采南歌”，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志士班，该班改良粤剧，在传统的粤剧里加入了白话戏剧成分，配合时局宣传爱国和革命思想。志士班是首批锐意革新粤剧的班子，在题材上根据会现况编写剧本，批判社会不公和政治黑暗，在艺术上融合戏曲和现代戏剧手法，在表演的中段突然停下来讨论时局，宣扬革命思想和呼吁观众加入革命行列。但是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群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式演剧并不支持，甚至有意无意采取压制的态度。香港文化人罗卡指出：“观乎二十世纪初这段战前时期，香港政府一直对本地华人的传统或新式剧艺，表现出爱不理的态度。纵使在战后时代，某些政府刊物仍然把本地华人的表演艺术认为可有可无的文化活。”因此新式话剧只能从中国大陆移植而入，并且在中国剧运的影响下逐渐成长。

    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与知识分子的启蒙和革思想有关。1907年，留日中国学生组织的春柳，演出《茶花女》第三幕成功后，全面公演《黑奴吁天录》。根据参与演出的欧阳予倩所说：“整个戏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也没有独自、旁白，当时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形式。”随即这种话剧形式传人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1908年，一名春柳社成员组织剧团，在港、穗演出新剧。早期中国话剧从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是表达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与思想启蒙；从文化选择上看，以白话形式演话剧，标志着以西方之新潮代替中国之旧派，意味着中国从传统（戏曲）走向现代（话剧），因此人们称白话剧为“新剧”、“文明戏”、“文明新戏”等。香港早期白话剧，深受春柳社一路文明戏的影响，与爱国活动和思想启蒙有关。1909年，香港进步报人黄鲁逸等创办优天影剧团，开始在香港、澳门、广州演出文明戏。优天影剧团加入了新成员后，改称为振天声剧团。该团稍后到南洋各地演出，在新加坡与孙中山会面，团员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当他们结束南洋之行回港时，香港已有几个类似的剧团在公演受文明戏影响的新剧。1911年，陈少白改组振天声剧团为振天声白话剧社，成为全港最好的文明戏剧团。据《梨影》杂志残本中刊载的一篇文章《余之论剧》所记述，振天声之后，“继起者为琳琅幻境、清平乐、达观乐、非非影、镜非台、国魂警钟、民乐社、共和钟、天人观社、光华剧社、啸闻俱乐部、霜天钟、仁风社、仁声社等。于是戏剧之风，为之一变。而以新剧相号召者，数载之中，十有余次，学堂之暑假毕业，亦莫不以戏剧为游嬉。其时新剧，可谓盛极”。其中最著名的琳琅幻境、清平乐、达观乐、镜非台、仁风社、仁声社在香港很活跃，并常在广州和澳门交流演出。香港话剧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三个重要时期；在这三个时期深受中国剧运所塑造的香港话剧，与中国话剧一样形成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