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运影响下的香港话剧（四）

    首先是香港本地剧团空前活跃。受全国性爱国抗敌戏剧运动的刺激，并在广州国防剧运的直接影响下，压抑已久的香港话剧潜流顿时如泉涌现。从1937年至1941年间香港的剧运突然蓬勃起来。据统计，当时出现的剧团总数超过二百个，且都能配合国内，戮力推展救亡运动。这时期上演的剧目接近三百个，其中除了部分初期从内地取得或由访问剧团带来现成的救亡剧外，创作剧占的数量不少。这些剧作感情率真强烈，抗战的主题鲜明突出，但艺术技巧不很成熟。剧团活动除了公演外，还有讲座、座谈会、比赛、训练班，演出地有大戏院、学校礼堂、青年会会堂、孔圣堂等。这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藉戏剧表达他们压抑已久的情感，亦藉此表现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关怀；既不能上阵杀敌，惟有通过戏剧言词表达报国热忱于一。”香港话剧诞生之初，就因中国剧运的影响而奠定了现实主义传统，此时更趋于政治化和启蒙意义，一切以国家一致抗日为最高目标，“话剧由少数城市知识分子独有的玩物变成为全国大众慰藉的恩物。”抗战所掀起的香港剧运高潮，表现在青年戏剧界同人联合四十多个剧社组成香港青年戏剧协会（简称“剧协”），并和广东戏剧协会留港同人会、中国艺术剧团联合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出：《黄花岗》，李殊伦称为“香港戏剧界的伟大的行动”。但是即使在这个战争的特殊时期，戏剧也与和平时期同样存在着发展和深化的问题。抗战给香港话剧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主要是内地三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中华艺术剧团、中国救亡剧团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由大陆剧人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于1938年7月抵港。8月，全港多个戏剧团体热烈欢迎“中旅”演出，剧目包括曹禺的《雷雨》、《日出》，阿英的《春风秋雨》，于伶的《夜光杯》，杨翰笙的《前夜》，欧阳予倩的《李秀成之誓》，洪深的《阿Q正传》等大陆一流剧作家成熟的话剧作品。而后，在利舞台以早场上演《前夜》和《日出》为时两周。稍后，又在利舞台正场演出《正气歌》和中旅创业剧《梅萝香》。1939年中旅经历了分裂和重组，又演出由吴祖光编剧的《凤凰城》，和集体制作的《五羊城》等。由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艺术剧团（简称“中艺”），不仅在大戏院演出，而且到学校、机构、工厂乃至船只上为大众平民、劳工演出。1939年1月在利舞台演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王震之等集体创作的国防剧《正气歌》，接着推出了《雷雨》和《得意忘形》。2月，中艺为香港青年筹赈会在高升演《雷雨》。3月底，参与《黄花岗》大汇演，并在中央戏院演出四个剧目：《钦差大臣》、《得意忘形》、根据托尔斯泰《欲窟》改编的《黑暗之势力》，以及胡春冰编写的《中国男儿》。4月，中艺又在中央戏院演出由欧阳予倩执导的《狄四娘》（改编自雨果的原著，、莫里衰的《伪君子》和《青纱帐里》、《屏风里》（欧阳予倩编剧）。5月，香港与内地留港四十多个剧团为欧阳予倩五十大寿联合汇演，为赈济难民筹款。这次汇演宣传盛大，内地留港的名作家纷纷在《大众日报》、《大公报》、《星岛日报》上撰文祝贺。中艺还设粤语组，6月底在中央戏院演出的一季就推出粤语剧《花溅泪》（于伶编剧）。中艺是“立足香港”社会面向群众的专业剧团。此外，金山、王莹等领导的中国救亡剧团（简称“中救”），其成员都是影剧界的专业人士，团员们却情愿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以戏剧报国，宣扬爱国抗日是他们的宗旨，为着这个理想和目标，他们南下香港，经港转南洋各地演剧。中救留港时间只有3个多月，在利舞台演出《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和《保卫祖国》等剧目，都是直接反映抗战的艰难与卫国战斗的故事。演出得到香港报界广泛报道，其中金山、王莹、范政、姜笙韵的演技特别获得许多赞赏。剧团还为学生、社团及基层民众作专场演出，减收票价至一毫到四毫。他们的爱国、奉献与热情投入战斗的态度，对香港文化人和青年人产生深刻影响。

    1939年6月问，中救、中艺、中旅在香港合演了《黎明之前》。这三大剧团对香港话剧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一种高水准典范的提升作用。1937年前，香港观众甚至无法支持一个专业话剧团的生存发展，抗战爆发后，大陆赴港剧团带起了看话剧的风气。香港剧坛著名人士鲍汉林先生回忆：“中旅”的高水平演出引起了香港人对话剧的兴趣，令人们以较认真的态度去看话剧，也使香港话剧制作更为严谨，例如布景方面便有明显改进；“中艺”主要演出抗战剧；金山、王莹“中救”的演出总是盛况空前，座无虚席，让香港剧人和一般观众都深受话剧艺术的熏陶。此外，抗战期间活跃于香港的剧团还有广东的红白剧团和广东剧协第一剧团等，由于成员来自广东，比较容易和香港本地文化融合，演出的剧目也较富于华南、香港的地方色彩，即使改编剧也较切合香港的现实。总之，抗战以来，在大陆成熟和高水平话剧的影响下，在国防戏剧和救亡戏剧的带动下，香港话剧获得长足进步。#p#分页标题#e#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进行许多革故鼎新的同时，却在文化心理的深层上继承了传统的“忧国忧民”和“文以载道”的思想。又因话剧比其他文学体裁更能接近群众，其关怀社会现实的启蒙意味，也就更加浓厚，这与话剧这个西方剧种传人中国时，中国文化人所理解的话剧的启蒙性与政治性也相契合。早期香港话剧从观念到剧作都从大陆输入，采用“载道”和“启蒙”的主题，可谓一脉相承；到了抗战话剧中华一体化时期，香港话剧接受大陆的影响达到高潮，在整个30-40年代，建立起了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标志着话剧在香港的发展成熟。而这个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在战后的香港继续走向了深化。战后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新文化运动时期香港缺席了的启蒙运动仿佛可以更广泛而深入地层开。此时香港话剧不仅延续战前话剧的优良传统，关注社会底层生活和严肃的社会批判意识，还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担当起重要的社会文化使命。但这个时期的政治局面跟五四运动前后不同，“五四”时期主要是文化启蒙，重点在个性觉醒和解放，追求科学、民主和自由；但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年抗战后，国共又内战；过去三十年，参与话剧的多是爱国青年和左翼人士，他们因救国而掀起运动，“话剧活动与时代风云之间产生很具体的意识形态编码”。此外，国共内战期间，许多左翼人士为逃避国民党拘捕而南来香港，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识地以文艺来争取海外同情者，因此左派的文化活动是战后香港话剧继续活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