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运影响下的香港话剧（五）

    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危机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创造了华语话剧的繁荣，同样也限制它的发展。战后殖民地香港的意识形态，尽管在多元文化前提下没有强制在文化上认同英国殖民主义，但如何处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是个敏感到不容讨论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个较明显的分界线：1949年之前香港的话剧乃至文学艺术与内地同属一个整体；1949年之后，便开始形成了香港不同于内地的文化发展路向。1950年代香港话剧开始进入“非政治化”和“非社会化”时期，港英政府对话剧的发展表面上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不予干预，也不予资助”，但话剧演出有审查制度，演出剧本均要送政府检，批准后才可以演出。审查时并非一个标准，而是对中国现代剧和本地创作剧检查严格，对西方翻译剧的批核却相对宽松。由于政治的敏感不能直接表现或干预现实，香港话剧经受现实主义精神的失落而一度跌入低谷。话剧表现的拘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等大叙事，必须附着在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上，而冷战意识形态从根本上限制了现代话剧的发展。

    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下，香港仍有一些有心人在推动剧运，主体是曾参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现代剧运的戏剧人和文教工作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唯有通过创作和演出历史剧和其他改编自中国小说、戏曲和传奇故事的古装剧，遥接民族传统的记忆，而尽量避免直直接涉及社会现实问题。但这种在思想内容上不曾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倾向，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一种反映。这个时期香港剧界盛行古装剧，如姚克的《西施》、《秦始皇帝》，柳存仁的《红拂》、《涅槃》，黎觉奔的《红楼梦》、《赵氏孤儿》，熊式一的《西厢记》，李援华的《孟[丽君》，鲍汉琳的《三笑缘》等。这些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剧和传奇故事剧，显然契合了香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隐含着的仍然是殖民地香港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问题。1950年代香港话剧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处于隐性形式，校园戏剧与业余爱美剧仍然活跃，剧人在抗战期间弃成的积极人世的人生观、艺术观，这时期基本上体现为导人向善、叔世扶幼的教育信息。而这个倚靠教育来维持的话剧空问，究其实也是充满社会意义和启蒙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