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禁断泼寒胡戏这一视角考察其表演形态的变化,可以看出,驱病求安的生命祈愿、生存诉求与佛教的精神超度、信仰寄托,以及民间禳祭风俗、节日娱乐祈祥庆丰等因素的逐步融合,呈现了不同时泼寒胡戏的民俗印记、精神内涵和特质变异,经龟兹佛教化和敦煌世俗化,构建了苏幕遮表演形态的戏剧化过程;这种带有异质文化因素的胡戏输人中原,在坊邑之禁、宫廷之禁与民间失禁的过程中,表演重心由队戏、歌舞戏向仪式装扮、戏弄搬演迁衍,具体显示了唐代戏剧“源生之时必有一二主要因素为核心,再吸纳结合其他次要因素成为一有机体”的发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