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水浒戏作家面临的问题

    和刚刚由南宋人元的南方文人不同，对于北地文人来说，经过蒙古贵族数十年的统治，心理态势已经比较稳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冲击不是丧国之痛，而是由于统治阶级政策转变所造成的民族压迫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湮灭。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了比较便捷的晋身之阶，文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宋朝标榜文治，每科录取的人数不断增加，特科恩科又常常举行。只要耐心地参加考试，即使每次都名落孙山，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受到照顾，捞得一宫半职。“状元试三场，一生吃著不尽”，科举不仅成为文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的途径，更成为一种衣食之道。“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陈师道《成平读书堂》诗云）。

    元太宗时，曾一度开科取士，以经义、词赋、论三科为科举考试内容，后因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不得不中止。而忽必烈统治初期虽然没有开科举，但他实行汉法，大批汉族儒生如姚枢、许衡、郝经、李庭、窦默、杨果、赵孟頫、刘秉忠、王挥等纷纷被召、檄荐、被授予军国之重任，似乎为元初的文人们打开了一个大有所为的天地。但随着统治政策重心向钳制汉人方向转变，被举荐参政弘扬汉法已经成为一种奢望。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四年(1267)、十一年(1274)和二十一年(1284)，朝中虽曾有四次关于科举取士的讨论，但都因蒙古贵族的反对而终。科举的废除，不但使大部分文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彻底破灭，更意味着干禄无阶，入仕无路，士失其业。从原来社会的“宠儿”，沦落为社会的“弃儿”。文人们不得不分道扬镳，各寻出路了。

    除了科举以外，元朝人仕的途径迹有三种：一是论“根脚”，即出身；二是买官；三是以“吏进”。一部分有耐性、肯俯就的文人或为了生计，或仍不愿放弃理想成了“吏”，希望有一天熬到一官半职。但由吏人仕，并非是一条光明大道。往往需要日积月累，长时间的煎熬。如《元史·选举志》中记载：江北提控案牍，皆自府州司县转充。路吏请俸九十日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牍，两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

    从路吏“人流”，如果顺利，最少也得二百一十个月。七年半的苦熬，只是个正九品的小官，要想再进一步升迁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已成为文人们一个再也难以企及的旧梦。

    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多的文人沦入了真正的市井社会，成为以写杂剧为谋生手段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记载，比较知名的“玉京书会，燕赵才人”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即所谓“科场既罢，土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处于社会下层的元代文人们用那枝原来是要“致君尧舜”的笔去写杂剧。通过杂剧中的人物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表达他们的失衡心理。“当人们处于艰难苦恨之中，才能不能施展，正义不能伸张，苦难不能解除，于是人们就会像司马迁那样发愤著书，抒情言志长歌当哭。”他们“以传统的文人士子的心态感受着时代精神、时代心理的冲击波”，他们“具有不容于世而愤世嫉俗的政治态度，倜傥不羁而适性自为的生活态度，和真实描绘而率真直露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