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解构（一）

    德里达批判了整个西方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在场的神话”(myth of presence)。在《书写与差异》(1967)“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1978)中，德里达对在场进行了界定：“可以看出那些根本法则原则中心之种种名谓，均系在场的诸多叫法罢了”(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279)。在《论文字学》(1974)当中，他将永恒的暑则描述为“在场的意识形态”(Derrida，Of Grammatology 49)。这些根本法则和观念包括“真理”(truth)，“现实’reality)“自我”(self)，“此在”(being)、本质(essence)、实存(existence)、实体(substance)、主体(subject)等。

    德里达对于“在场”观念的详尽诠释见于其1966年在阿尔托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残酷戏剧与再现的终结”，此论文后收入其论文集《书写与差异》中。德里达运用“延异”概念对阿尔托的残酷戏戏剧进行了肯定加否定的评述。德里达首先肯定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是传统“神学性”戏剧(theological theater)的反拨和“再现”的终结。它不再受那个不在剧场的上帝——剧作家的操控，“不再是一种附加、一种对存在于、构思于和书写于戏剧之外的剧本的一种感性的解读”( Writing and Difference 237)。而再现的终结也是“重建一种原创性再现的封闭空间，即力量与生活的原初显现”，是摹仿性再现的结束和以“完全在场”为特征的“再—表现”(re -presentation)的开始(Writing and Difference 238)。

    随后，德里达再次基于“延异”概念指出阿尔托理论中的悖论：阿尔托试图在一个以再现为根本特征的艺术体系里逃脱再现。“阿尔托承诺有这么一种言语，这种言语是身体，这种身体是戏剧，这种戏剧是文本，因为这种文本不再隶属于比自己古老的写作，即元文本或元言语”(Ⅳriting and Difference174-175)。德里达断言，阿尔托的这种戏剧方案注定不可能实现(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3)。人类不可能回归前语言的感知状态，因为不存在任何不经语言渗透的意识。也就是说纯粹的在场无法实现，再现无法避免。戏剧为了接近纯粹在场，必须创造可以再现纯粹在场的手段。“在场”，德里达说，“当开始成为在场之时已经在再现自我”(Writing and Difference 249)。德里达得出结论“再现的终结”归根结底只是想象，这一想象为无限重复的差异提供了封闭的“游戏空间”，而这游戏就是“作为必要性和随机性之统一的残酷”(Writing and Difference 250)。他因此宣称，再现的终结是“悲剧的”，因为再现的命运就是这种“无理由、无根据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