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良时代 梁启超时代的陈独秀（二）

    被“三界革命”一并挟带出来的“曲界革命”，其变革的力度和实际隋况，“革命”的面目更加模糊。一篇“失名”的文章或许可代表当时知识界近乎“无名”状态的“共识”：“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人之地也，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夫感之旧则旧，感之新则新，感之雄心则雄心，感之暮气则暮气，感之爱国则爱国，感之亡国则亡国，演戏之移易人志，直如镜之照物，靛之染衣，无所遁脱……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这几乎就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另一抄本，一面在“新民救国”的金光大道上把戏曲的社会地位提升到至高，另一面认同现有艺术形式，甚至以之为承载新思想的便利条件。纵观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刊载的数量不多的戏曲，如《侠情记传奇》、《警黄钟传奇》、《爱国魂传奇》；广东戏本《新串班本黄多萧养回头全套》、《新串班本易水饯荆卿》；京调西皮《团匪魁》等，都是类似“旧瓶装新酒”的样式，与梁启超当时倾心提倡的“政治小说”本质上并无二致，不过借戏曲之酒杯浇革命者心中之政治块垒。

    作为后一时代新一轮启蒙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正置身于梁启超时代的启蒙理路中。他在戏剧改良方面最为系统的主张《论戏曲》署名“三爱”发表于《新小说》第14号（1905年3月），此前，其通俗白话版已刊于陈独秀自己创办的《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 1期。此时的陈独秀，全部兴奋点集中于“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就文学而言，此时陈独秀还没有被唤醒“革命”的自觉。《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第八门为小说：“无非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形式共有三类：白话章回体小说，俗曲俚调，戏曲（以皮黄戏为主）。这些文艺样式的鲜明特征，是以固有的老百姓熟悉的样式填充启蒙的宣教性内容，“旧调谱新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