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良时代 梁启超时代的陈独秀（三）

    基于开通下层民智的需要，陈独秀关注戏曲甚于诗词小说，并以一贯的惊人之语认定“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看到了戏曲对民众心理巨大而迅速的影响而诚心诚意地为皮黄戏辩护：“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你要说他是游荡无益的均事，到也不见得，那唱得好的戏，无非是演古劝今，怎算是无益呢？”这并非表明陈独秀真心认识到皮黄戏的美质，不过是看到它的“有用”。从“更为有用”出发，陈独秀提出了戏剧改良方案：“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刊载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戏曲如《睡狮园》（第3期）、《团匪魁》（第9期）、《康茂才投军》（第10期）、《瓜种兰因》（第11-13期）《薛虑祭江》（第14期）、《胭脂梦》（第18-19期）等，都以当时流行的皮黄演说革命志士爱国情怀，毫不掩饰地借古人之口大讲爱国救国的大政方针或提倡“婚姻自主”的新思想。汪笑依新排演的《新瓜种兰因》正是“以波兰被瓜分的故事，暗切中国时事，做得非常悲壮淋漓”，深得陈独秀赏识。因此，陈独秀的“戏曲改良”意在“清洁”而非“肃清”，即在原有框架形式内清理掉无益冗余的思想内容，保留并增添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时代新内容。虽然基于世界性眼光“采用西法”，但并非指改用西方戏剧的形式，而是指“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者试演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的学问”。可见，启蒙者主要是在“有用”和“工具”的层面而非“美”的层面认定戏曲艺术的价值，由此也可预见，一旦更为有力的工具出现，旧工具的废弃也就成为必然。

    梁启超时代亟亟于用文学促动国民思想、精神变革的启蒙者们还无暇顾及文学艺术形式问题，而更瞩目于内容与精神的革新。对文学而言，尤其是和民众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戏曲，每个时代的观众和演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把现实之思灌注其中，这也是“时事新戏”能迅速吸引民众眼球的原因。但“时事新戏”式的“新”主要指涉的是“内容”、“精神”之新而非“形式”之新。但对中国戏曲而言，“形式”远非可有可无，甚至它正是戏曲之为戏曲的关键特质，一旦破了这个形式上的斯芬克斯之谜，中国戏曲也就失去了自我面目。重要的是，在梁启超时代，中国戏曲“借以为人们所感知的形式以及它的表现手法与美学精神的变化”这种“致命性”的变革，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