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之末，卷198-200(集部51-53)为词曲类。曲之类的末尾，即《总目》以及整个丛书之末，评论并部分收录了包括《中原音韵》、《雍熙乐府》等在内的一批曲书，较为集中地谈论了一些戏曲问题。从这个情况看，词曲的地位是相当尴尬的，曲则尤甚。
《总目》词曲类前言表明对词曲的基本意见：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这段话是三卷词曲类提要的总纲。它以“曲”为才华之士绮语相高之“文章”，区别于一般俳优的“技艺”（后者常常包括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戏”的范围内），并认为：文章正宗是诗文，词已是文人末技，曲则尤甚，和“技艺”相当接近了。文人学士作曲乃“敝精神于无用”，“以士大夫而殚力于此，与伶官歌妓较短长，虽穷极窈眇，是亦不可以已乎。”词曲既“品”卑，曲更“格”下，即便是如《西厢记》、《琵琶记》一类的曲文尚且不堪采入，何谈“经籍”？
文字似乎平常，问题其实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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