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代以来的“戏曲改良”,从梁启超“曲界革命”到“五四新青年”的“戏曲改良”,走了一条日趋激进的道路。爆发于《新青年》的戏曲论争,是一场自居于戏曲“门外汉”的启蒙者和旧戏维护者之间“针锋不接”的论战。从实际效应上看,新青年的激烈批判更限于话语层面的激情表述,西洋话剧虽因此获得了登陆的历史空间,但并没有就此赢得民众,而旧戏虽遭痛击却依旧走向繁盛。因此,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应阐释适度,夸大其对于话剧的成功效用抑或指责其要为中国戏曲衰微的命运负责,都有过度阐释历史之嫌。
[关键词]启蒙;戏曲改良;《新青年》;革命话语;话剧
[作者简介]王桂妹(1970- ),女,天津静海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吉林长春130012)。
[原文出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0.5.163-169
[基金项目]国象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守成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多重路径’(08CZW039),项目负责人:王桂妹。
“五四戏剧论争”的历史价值认定是随着学界对于“五四启蒙”价值的时代性变迁而流转的。基于“话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可争议的正典价值和历史地位,维护者基本肯定那场论争的正义性和有效性,并认定五四新青年的批判对于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持反对意见者则基于正统现代文学史建构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有意漠视,更强调五四新青年对于旧戏的粗暴与无知,并话里话外地认定这种激进批判要对中国戏曲的衰微命运负责。无疑,五四新青年关于旧戏的激进言论已成为抹不去的历史事实,但以此作为批判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证词也并非无可非议,脱离了具体语境与省略了细节的是非认定,往往流于武断。就《新青年》的戏剧论争而言,无论从正面张扬其历史功绩还是从反面夸大其历史后果,都有过度阐释之嫌。因此,有必要重返五四现场,梳理启蒙场域下“戏剧改良”的来龙去脉,以便接近事实本相。而以戏剧这一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文学艺术样式来考察“启蒙”理念与启蒙实效之间的差异,或许更能看清启蒙的光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