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性也许是作为一种成熟而老旧的艺术形式正可为变革年代中那些急迫的思想家乃至政治家提供了赋予高深意涵和庄严价值的表层，这点在清末著名的立宪考察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处尤为清晰，他在《出使九国日记》中作如是观：
观荚将之咸恣与印度君臣悚息之状，使人生无限之感。呜呼！亡国之祸，可畏也哉！……维时，水景激射，如珠落玉盘，尤可为观。前在纽约、巴黎所看诸剧，已叹为观止，不图至此又别开生面，光怪陆离如此也。吾国戏本未经改良，至不足道。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绝妙人世者，岂有他巧？盖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我国所卑贱之优伶，彼则名博士也、大教育家也；蝶词俚曲，彼则不刊之著述也、学堂之课本也。夕如此，则又安怪彼之日新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今倡言改良者抑有人矣，顾程度甚相远，骤语以高妙微深之雅乐，固知闻者之惟恐卧，必也。但革其闭塞民智者，稍稍变，以易民之观听，其庶几可行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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