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92：电影之子塞尔日·达内（9）

电影没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记录真实的使命，而沦为大众商业的工具。达内个性思想中对电影的迷恋，经过了马克思主义时期，转向了接受这种追求人性解放的普遍理想。但达内还不能下决心以得失来判定这种“电影的失败”是否正确，因此他采取的策略是重新回到电影本身，重新投入到拯救电影的价值中。通过对法国社会过去“服丧工作”的研究，电影重新成为达内实现个人价值的领地。因此，“服丧工作”的概念在达内那里，同时意味着“战斗电影”的失败和拯救法国社会的希望。对现代电影的大屠杀主题研究，是达内在1980年代追求电影的“政治合法化”的基本内容。对于他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服丧工作”。观众通过电影完成了对人类悲剧的服丧工作，从而重新获得精神的自由。达内相信电影在20世纪唯一实现了一种“大众心理学”，真正对人类的集体记忆发生影响。“很久以来，我就像法国当权者那样，他们今天仍然如此，面对传来的各种仇视犹太人的新闻，在灾难中传播雷乃的影片，似乎它是一个秘密军火库，在人性之恶反复发作时，能无限地反对这些驱魔的说教（les vertus d’exorcisme）。”达内甚至相信“服丧工作”能让西方社会根除或远离法西斯主义。“我其实属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被丢进历史垃圾场（les poubelles de l’histoire）的第一代人”，“罪恶已经发生过，永远不要忘记，它也不该再次发生”。很久以来，达内认为电影带有参与反对人类罪恶斗争的光环，他从未放弃电影的这种荣誉感，具有帮助公众净化社会罪恶的使命感。他与巴赞、戈达尔一样，都是相信艺术具有改造人类命运奇术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都相信电影的政治合法性在于电影能把社会和历史从错误中救赎出来，电影能够担任起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和残酷世界的能力。因而尽管巴赞、戈达尔和达内都倡导一种入世的、现实主义的或战斗的电影思想，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是达内试图赋予电影以政治权力的愿望表现。所以，如果不运用电影被赋予的这种权力，达内认为那就是一种对电影的糟蹋，甚至是背叛。在 1980年代，达内对“法国优质电影”（Qualit　 Fran.aise）产生了强烈的敌视情绪，始终都不宽容这种追求视听效果和感官愉悦的美学。在他眼中，“优质电影”放弃了电影被赋予的再现纳粹占领时期法国社会现实的能力，他对待“优质电影”的情感中混杂着揭露电影假象的愤怒和观看“优质电影”时的内在恐惧：优质电影篡夺了电影真实的身份，掩盖了历史和现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