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属于邵氏少壮派的牟敦芾,曾在台湾拍了不少实验电影,后来以一部部风格清新的《剪刀·石头·布》(1977)而受邵氏高层方逸华尝识,邀其来港加盟。《捞过界》是牟敦芾进入邵氏公司后第一部作品。谁也没想到牟敦芾的香港处女作居然是一部没有任何职业演员的影片,影片主角全是从邵氏演员训练班尚未毕业学员中录选。内容主要讲述五个从内地偷渡到港的内地男女知青,某日连劫五家银行,然后遭到港警追缉的故事。该片除了非职业演员主演外,全实景拍摄的同时还有许多是在香港电影中尚未有过的街头偷拍,如在铜锣湾闹市中心、在中环电车站及电车内外追逐,甚至在海底隧道铜锣湾出入口处顶部横梁上狂奔,险象环生。影片中有这样一幕: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家家欢乐,唯这五个背井离乡的“大圈仔”在躲藏处,举目夜空,远处到处是充满欢快的圣诞节歌声,不由得不自觉地哼唱起了下乡当知青时的地下歌曲,拍出了特有的悲剧情怀。这种描写在港片中从未出现过。本片比后来被誉为香港经典电影之一的同类题材、同类演员和同类悲剧性结局的影片《省港旗兵》(1984)早了足足六年。
这两部影片普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极可能是因为同是出自邵氏的缘故。SB这个标志在某种因素下已成为十足商业的符号。因此,在SB这个符号下是不会出现“另类”的——SB太主流——以致有些人会这样认为。特别是因为桂治洪、牟敦芾先后曾拍过不少庸俗、粗俗甚至是粗鄙之作,于是人们“只见林,不见木”,那就更容易找地到更充分理由不足以理睬他们、不予重视他们了。虽然李翰祥、张彻、胡金铨也出自邵氏,但处于1970年代的邵氏已经因为墨守成规而逐渐与香港电影环境脱节,与李、张、胡等处于六十年代年时大有不同,以至于到1980年代最终被边缘化,邵氏作品被受到主流的和“新锐”影评范文与电影结局影片分析不自觉排斥。故此,桂治洪的《临村凶杀案》和牟敦芾的《捞过界》因而受到忽视,不足为奇。
问题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她的出现也不可能是偶然性的。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当我们要全盘审视香港电影新浪潮时,就不能不进行更广和更深的挖掘,也不可能绕开邵氏来谈香港电影——包括新浪潮在内。反过来说,也就会问:为什么新浪潮不会出现在邵氏(推而广之,也等于为什么内地的第五代为什么不会出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或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样)?当桂治洪和牟敦芾偶尔露峥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让他们继续下去?这会是捡讨邵氏得失的题目,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是,香港电影新浪潮出现之前,是因为这“之前”就出现了“暗涌”。这暗涌就包含有梁普智的《跳灰》,桂治洪的《临村凶杀案》,牟敦芾的《捞过界》,甚至是《狐蝠》。
剖析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前,我们应当而且必然需从微观处首先看到香港电影本身质变的微妙变化所显倪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