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92：电影之子塞尔日·达内（11）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和矛盾之后，达内重新回到电影批评中。达内说自己“就像所有的感伤者，珍惜现在”。他晚期的电影批评流露出一种感伤主义，认为现代电影已经死亡。这种感伤主义与怀旧不同，如果怀旧倾向于相信那些失去的美好事物能失而复得，那么感伤主义则认为美好的事物一旦失去，便无可追回。达内的感伤主义电影史观带典型的对经典电影时期的无限怀念，与苏珊•桑塔格临终前在《纽约时报》为电影诞生百年所写的《百年电影回眸》中散发的“电影末日论”非常相似。在桑塔格看来，电影死了，恰恰因为像塞尔日•达内身上这种电影迷恋已经死了，只有出现新的电影迷恋，电影才能复生。但在达内这里，这种感伤主义电影史逻辑是逆向的：因为电影死了，人们对电影的热爱也就消亡了。
    

达内的感伤主义首先源于电影本身成为感伤的对象。在 1982年达内为自己第一部影评集写后记时，他宣布“现代电影已死”。他认为电视在两个层面上终结了电影时代：第一，电视以循环发行的方式结束了电影单一院线发行的方式。电影在 1980年代经历了经济上的衰退，法国的上座率从1982年的两亿人次锐减到1988年的一亿两千万人次，院线数量也急剧下降。第二，电视因为不再继续完成“服丧工作”的历史使命而背叛了电影。他称自己是
    

在1979年看到美国系列电视片《犹太大屠杀》（Holocauste）时明白了这一点，这部电视片的美学提供了一种对纳粹集中营一个貌似中立而不清晰的形象，陷入了一种对历史真实进行的漫画般的想象中。从那时起，达内认为电影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电影与历史从此以后分别在不同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一点上，戈达尔的判断是准确的，达内与波德莱尔、马尔罗都因对在世艺术的无法延续辉煌而拥有感伤主义情绪。在这种感伤主义下，达内重新阐述了《电影手册》的“作者论”，在他看来，“作者不必然是伟大的流行文化创始者（卓别林），或先锋缔造者（爱森斯坦），手册支持的作者是那些面对种种束缚，多做‘他之所能’而少做‘他之所愿 ’的人，比如美国时期的朗，或墨西哥时期的布努艾尔”。达内认为在种种创作束缚之下，才更能分辨作者的身份，这显然与感伤主义情绪和电影死亡思想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