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内虽然家境清贫,但才智过人,他考上了巴黎伏尔泰高中(Lyc e de Voltaire)。当时,达内的法语老师就是后来成为电影理论家的亨利•阿杰尔(Henri Agel)。阿杰尔经常给学生们放映影片,达内因此接触到电影。有一天,他终于在银幕上看到了苦苦等待的父亲,但那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他看到的是与他父亲命运相似的无数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殉难者。他从此明白,他的父亲永远不可能再回来。这部影响达内一生的影片就是阿兰•雷乃的《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一部揭露德国纳粹在集中营犯下历史罪行的纪录片。影片展现了无数在集中营中死去的像达内父亲一样的人。与此同时,达内失去了一个父亲,也找到了另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这就是电影。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电影之子”(cin fils),这个词是对法语“迷影人”(cin phille)的同音形变,他强调自己不仅热爱电影,更是一个在电影的安慰、庇护下成长的孩子,他通过电影了解到父亲的下落,了解世界的真相,了解刚刚发生的历史和人间最丑陋的罪恶。他信任电影,从此在电影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孤独、悲伤的少年时代。这段富有启示色彩的机缘,让这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从此选择了电影。
1961年6月,达内在第一百二十期《电影手册》杂志上读到了一篇雅克•里维特的文章《论卑劣》(De l’abjection- pour m moire),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左派导演吉罗•庞特克沃( Gillo Pontecorvo)的影片《卡波》(Kapo, 1960)影评范文与电影结局影片分析。这是一部带有进步色彩的反法西斯悲剧,讲述一个女孩在犹太集中营中的不幸遭遇。在这篇短文中,雅克•里维特并不讲述影片剧情,而集中评论导演展现集中营殉难者尸体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越过殉难者的尸体,停在一个天使张开的手臂上,里维特认为这是对殉难者深深的蔑视。读者对这篇短文没有多大回响,只有对集中营殉难者充满敬畏、深刻体尝过反犹主义痛苦的塞尔日•达内,读过文章后久久不能平静。“这么多年来,‘《卡波》中的平移镜头’始终是我随身携带的信条。”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从此以后,达内成为这本黄色封面电影杂志的忠诚读者,他与高中同学凑钱购买每一期黄色封面的《电影手册》,认为自己“找到了家”。《卡波》电影语言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塞尔日•达内批评的重要启示,这与戈达尔在影片《轻蔑》中的台词不谋而合:“移动镜头是个道德问题。”(le travelling est une affaire de morale)。达内认为,导演必须为场面调度和镜头语言的意识形态暗示负有现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