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四个毕业生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们是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一年后,他们与同班同学陈凯歌一起,先后拍摄了“第五代”的宣言之作《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这两部在电影语言上与以往中国电影有着“断代”般的巨大差异的影片,震撼了中外影坛。
1984年,建国35周年,共和国中止多年的国庆大阅兵再度举行。在这重大历史时刻,一群“第五代”电影人,把他们的摄影机对准了阅兵仪式。一部《大阅兵》,表达了新一代电影人对一个时代的热忱。在山东高密,《黄土地》的摄影师张艺谋种下了300亩红高梁。高梁红了,一部充满生命力量的《红高梁》也收获了“金熊奖”。
一时间,“第五代”电影人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扩展到西方。尽管在一些影评家和中国观众看来,陈凯歌和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第五代导演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展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另一种现象也在第五代导演身上上演,《孩子王》不仅在戛纳电影节得到一个专门颁发给冗长乏味影片的金闹钟奖,还在国内遭遇了6个拷贝的惨绩。更加悲惨的是《晚钟》,竟然创下了零拷贝的纪录,即便是在获得“银熊奖”后,也只卖出一个拷贝。
这一切为中国电影敲响了警钟。怎样才能让影片叫好又叫座呢?中国电影面临市场难题。
1982年6月初,一部名为《少林寺》的影片公映。观众争先恐后,全国城乡电影院门庭若市,当代中国电影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商业娱乐片的力量。在市场的浪潮中,商业娱乐片如鱼得水。电影人触摸到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也看到了大众化和市场的潜力。到1989年,娱乐片占国产电影的75%,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