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92：电影之子塞尔日·达内（8）

达内1970年代的批评活动明显地受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影响，达内想界定电影史上一个短暂但强烈的“战斗电影”时期（1973 —1975）。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个阶级，在哪个阶级社会，政治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而艺术标准始终服从于政治标准。这说明了达内思想中始终存在的矛盾，他期待电影能促进社会进步，改良社会制度，同时，也从不掩饰精神世界继承自“新浪潮”的电影本位思想：电影只能合法地为其自身目的而服务。在这种电影本位思想下，电影是如何具体改变意识形态的呢？最初，达内相信通过电影承载的新意识形态促进左翼思想的传播，但很快，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与被替代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似的困境：它以某种面对世界的绝对知识的名义出现，具有排他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拒绝承认相异性。因此，达内开始远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而走向了第三条路，即法国传统左翼思想。达内开始思考如何从一种“经常居高临下地谈论电影并容易使人产生犯罪感的强者话语”（le discours du manche）中跳出来，以及“一个虚构（故事）怎样才能在不属于绝对知识的视角下实现呢？……怎样才能在一个完全没有被控制（谈论、理论化）的视角下展现一个过程，而又非常准确呢？”很多空泛的问题没有答案。引导解构工作能避开所有可能的意识形态陷阱，实现一种真实的政治有效性的美学，即有能力牵制大众来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
    

1970年代末，在一篇评论德国导演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Hans-Jurgen Syberberg）[3]的纪录长片《希特勒》（Hitler, 1975）的文章中，达内笔下第一次出现了“服丧工作”的主题（le th　me  du travail de deuil）。“服丧工作”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915年），他认为人在失去一个深爱的存在时，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他过去曾经失去的东西都参与到这种失落的情感中。服丧工作会让人产生对死亡的不安，并联想到自己的死亡。把弗洛伊德的服丧工作引入电影评论，并非达内采取的某种权宜之计，而是他内在的电影迷恋思想的真正转折。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可以将其解释为达内在内心中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黯淡告别，与来自先锋电影的“电影为社会提供身体”思想的分道扬镳。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服丧工作”会令人产生对现实的敌对情绪，并对现实进行反抗，当服丧工作完成时，个体会感到精神的解脱和没有禁忌。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达内思想发生了这种转折，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屠杀（Shoah）问题上，那是因为关于种族屠杀的思考可以摆脱“战斗电影”的失落情绪，并给他带来新的历史明确性：奥斯维辛标志着源于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危机，启蒙主义带给人类的全部期望毁灭于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