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这一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编导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意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
“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简直是两颗定时炸弹。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伸进来:“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 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
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精心提炼出的这一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
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
马大三在门内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
这一答非所问,可谓意味深长。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总之,“我”可以不承诺,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
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