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电影《鬼子来了》的寓意核心（四）

《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划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里，换粮并未成功，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因为“你（花屋）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

就这样，编导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一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

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正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

“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这是全片惟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 ——那些惟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

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匈奴、五胡、金兵、元兵、清兵、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何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何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屠杀，或许难以避免，或许更为残酷。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中国鬼子之命，对马大三行刑的日本鬼子，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自称“最有权力”，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鬼子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正是草菅人命的中国之“朕”。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主！”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p#分页标题#e#

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璧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之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之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