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戴氏所观所感，如果追溯中国戏剧变革乃至其附丽戏剧教育变革再及其附丽之附丽戏剧教育思想的变革，其发生动因与发生背景都难逃李鸿章所谓国族“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无论是洋务派的李鸿章们还是杀头吓跑了激进维新派的渐进维新派们（如戴鸿慈）都并未完成从形式奇观到内在思想变革的历史使命，“以易民之观听”与传统的载道教育观本无任何冲突。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无非是树立起实用深层与歹娱人表层的等级制，既不知晓西洋戏剧“光怪陆离、别开生面、叹为观止”的真正原因，也不知晓到底以怎样的一种“道”来完成启示鸿蒙大众的使命。当然，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在中国戏剧教育思想史上刻写下了两个标识：一是传统戏剧需要改革；二是改革后的戏剧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这两个标识对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乃至整个戏剧事业而言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戏剧教育”正起源于“戏剧可以教育”的外在思想，而“戏剧教育思想”自身命题则是一种内在诉求，探求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发生背景，也许可以颠倒“因内而符外”来概括之：对戏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引发了戏剧改革、戏剧教育现代性乃至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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