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统战政策和台湾民众反对美丽岛事件的声音持续不断，台湾社会逐步走向一种软性权威的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局面，但是这种松动却带来了台湾电影作品的进一步堕落，所谓“国片死亡”，图景已经写入台湾工业史的记忆之中。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新浪潮的出现无疑给台湾的电影企业和当时默默无闻的一群年轻电影人一种希望的曙光。

    1982年中影公司大胆启用四个并无拍片经验的导演，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以低成本，迥然不同的主题与美学风格拍摄出由四个短故事组成的《光阴的故事》，并于1982年8月28日公映，一般人便以这一天作为台湾新电影的起步日。第二年，中影公司再次启用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拍摄由黄春明三个短篇小说改编的《儿子的大玩偶》。影片在市场和舆论上一举击败了当时台影投拍的《大轮回》，后一部作品的导演是当时台湾电影界最重要的三人：胡金铨、李行和白景瑞。可以说，这两部电影为台湾新电影的卖座奠定了基础。　　

    而在接着的两年中，这7位导演开始发挥冲劲，拍摄新片，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万仁的《油麻菜籽》，柯一正的《我爱玛莉》，曾壮祥的《杀夫》，陶德辰的《单车与我》，张毅的《玉卿嫂》等。其后新导演的阵营又陆续加入了虞勘平（《搭错车》），李佑宁（《老莫的第二个春天》），麦大杰（《国四英雄传》）等。这些导演多数是35岁左右，1949年时正值童年，随家人到台湾，或者是1949年后在台湾出生，只有很少数是台湾的原住民的后裔，而一些超过40岁的中年导演如王童（《看海的日子》），陈坤厚（《小毕的故事》），林清介（《台上台下》），张美君（《嫁妆一牛车》），张佩成（《小逃犯》）在取材与导演手法上都与新导演非常相似，因此也被人列入了新电影的行列。　　

    台湾新电影人对于台湾近现代史的飘摇感觉和出路的质询，几乎组成台湾社会非常重要的话语空间。尤其当一部电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关注对象之后，它所具有的引爆力量是惊人的。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奖，一方面使台湾电影正式走向国际一流舞台，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表达构成了对台湾社会的一次极大的情绪刺激。

    此后几年，世界各国际影展不断邀请台湾导演与影片参展，影评人也不断著文赞叹台湾新电影的独特风格，以及台湾新导演的惊人创作力。而台湾新电影在国际影展上的频频获奖，也让世界各国开始从影像中看见台湾，认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