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英雄的命运正如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里谈及“说部”（含戏本）里的“仁人志士”的命逾满悲情主义色彩：“仁人志士，椎心泣血，负重吞污，图其所志，或一击而不中，或没世而无闻，死灰不燃，忍而终古。”然而，由于“人心”对于“英雄”的悲剧命运缺乏“直面”的勇气，于是对英雄的悲剧命运“稍存事实，略作依违”，其“处理”虽然大快人心，然而如果无法把握这个“度”，则往往降低了悲剧英雄的感染力，走向唯心色彩的“因果报应”模式或氧鲁迅所批判的“大团圆”模式，甚至流于借“英雄”过分宣泄“快意恩仇”而走向所谓的“诲盗”。因而“陶成”“新英雄”之力，在于强化英雄的悲剧性力量。
晚清以来以“戏曲”言说“中国”，以“粉墨”英雄“想象”来进行“营造人心”，重振国民精神、凝聚国魂已经成为戏曲界的一股潮流。剧作者们深刻地理解戏曲的“神话”、“寓言”功能，并力图充分发挥其“剧场一国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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