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要表现真实的人生，所以一贯重视包括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在内的人类最普遍的感情。元时胡祗通提出“九美说”，其中就要求戏曲演员“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分付顾盼，使人人解悟”；“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明人所说的“情”，广泛涉及戏曲人物的性格个性、情感表表达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并往往“人情物理”连用。阳明心学对自我内心的开掘以及从“真”而行的文艺观，与艺术创造的规律不谋而合，“真”和“情”，也因此作为时代风尚的反映和理论思想的升华，成为明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风格取向，并带来了戏曲理论的大发展。李贽提出“童心说”，徐渭以“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为“兴观群怨之品”，汤显祖高举情帜，又特别拈出“人之大欲”——男女之情，以呕心沥血之作《牡丹亭》来表现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至”思想，其影响非常深刻。四库馆臣未必同意这些比较激进的意见，但他们认为曲有“抒情写景”之用，“得乐府之遗”。因为诗词“抒写性灵，缘情绮靡”而来的、对主动地去“描摹”“故实”之“情”与“状”的肯定，也说明执笔者对戏曲反映人生这一根本性质的认识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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