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地方戏的面貌出现的。南戏和北杂剧实际上是南北诸多地方戏的两大“板块”,它们各自还应包含着多种声腔。例如,南戏的形成得力于温州地区的村坊小曲,因而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南戏在温州一带形成之后又向外辐射,进而又形成新的声腔,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实际上就是南戏流这些地域所形成的南方戏曲声腔体系。这些声腔形成之后又向外辐射,同流播地的方言和地方音乐再次相结合,又形成新的声腔。明代曲家王骥德就曾注意到戏曲这种地方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歙,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日‘昆山’。‘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惟字泥土音……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
清代后期的戏曲发展基本上抛弃了“倚声填词”的曲牌联套体,板腔体戏曲成为剧坛主流,但“地方化”的发展路径并没有改变。“花部”——诸多地方戏的出现造就了清代剧坛的一时繁荣,成功地避免了戏曲因过度雅化而衰亡。这些地方戏仍然是以各地的方言(有的剧种以某地覆盖面稍宽的“官话”为“正音”,这种“官话”其实也是地域特征鲜明的方言)、地方乐舞为基础的,而且除京剧等极少数剧种之外,它们大多诞生于乡村或小城镇,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特征起初是相当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