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家里手”的理强势怯
五四是一个诉诸情感的时代,激情呼号比冷静说理往往更为正义和有效,诸多论争在道义而非审美、情绪而非学理的层面上运行。在“以旧为耻”、“以新为荣”的历史价值追趋中,“旧”的的维护者一开始就处于类似“有罪辩护”的被动局面。与“门外汉”的义正词严相比,““行家里手”理强而势怯。
新青年倡导新文化与文学革命,预期效应必须依靠论争而获得,而《青年杂志》创办之初无人论辩的局面,让新青年们颇感寂寞难耐:“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愈明也。”为此,新青年同仁们采取制造冲突、访设计论争的方式来为新思想造势。林纾就是被新青年以“双簧信”的形式引人白话与古文论战的,最终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洋相”成了历史的笑柄,得到了胡适所谓“不值一驳”的历史评价。戏剧论争也与此类似。旧戏维护者张厚载就是被胡适以“请君人瓮”的形式拉进战场的,进而被新青年有效地设定为公开批判的靶子,然后集体围攻。时为北大哲学系学生的张厚载曾说:“胡适之先生写信来要我写一篇文字,把中国旧戏的好处、跟废唱用白不可能的理由,详细再说一说。我因此就先在《晨钟》报上略略说些,跟胡先生颇有一番辩论。现在胡先生仍旧要我做一篇文字,来辩护旧戏,预备大家讨论讨论。”名义上摆开了论争局势,但实际上对峙阵营的新旧戏剧论争基本上是“针锋不接”,新青年以历史道德的义愤对旧戏全盘否定,张厚载则从艺术审美角度来辨析并维护旧戏的价值。张厚载反驳新青年对“脸谱和打把子”的抨击,认为:“中国武戏之打把子,其套数至数十种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优伶自幼人科,日日演习,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过合,尤有一定法则,绝非乱来……戏子之打脸,皆有一定之脸谱,‘昆曲’中分别尤精,且隐寓褒贬之义,未可以‘离奇’二字一笔抹杀之。”在陈独秀看来,暴露了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是民族“野蛮”的表征,在“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前提下,伦理道德对一切的强势覆盖,致使道德激愤占据上风,必然使“审美”被“道德”株连一并被拖上历史的断头台,这不但被看做是理所应当,而且是罪有应得、大愧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