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二）

    倘若五四新青年对旧戏的批判只流于激情澎湃的集体围攻谩骂，情绪上固然占了上风，但也只是快意于嘴，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实际效果。因此，学理上的剖析必不可少，但这也呈现了第二重偏执——学理认知上的偏执。

    五四新青年在进化论的“宇宙公理”下笃信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进化观念，而在“进化”即等同于“进步”的线性认定中，“东方”与“西方”被启蒙者痛苦但决绝地放在了“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的进化链条上。而一旦价值准星定位，剩下的工作就是把比较出的所有“差异”移放在野蛮与落后的垃圾筐里进行销毁。最典型的是陈独秀的论断方式：“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其背后的民族自卑一并引发。对五四戏剧论争而言，只有论述领域的不同，没有论证方式的差异，即确认西洋话剧“真善美”价值，比照出中国旧戏的“假恶丑”本质。救治中国戏剧的办法惟有“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陆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的希望”。由“戏剧”引发的“西洋”与“中国”的比照最后转化升级为文明进化链条上“人”与“非人”的本质性差异：“在西洋，戏剧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于是，脱掉野蛮，走向文明的出路，便只有彻底甩掉传统的负累，全盘接受西方。胡适的言论可作为当时新青年激愤情绪的一个原型：“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便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止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许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正是抱着这“唯一”生存的希望，才促使五四新青年亟亟于中国戏剧与西洋戏剧“死与活”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