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禺戏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

    曹禺剧作在中国戏剧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没有那个男性作家向他那样赋予中国女性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情和理解。他剧中的女性个个丰满、立体、动态，令人难忘，或热情似火，或温柔善良，性格饱满鲜明，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群芳之中，要数四大名剧中的蘩漪、陈白露、花金子和愫方最具有代表性。愫芳，“第三者”，他人婚姻的插足者；陈白露，一个交际花，高级妓女，“大众情人”；花金子，和旧情人偷情的人；蘩漪，“红杏出墙”且乱伦者。她们都处在为人“情人”的位置，都是没有“名分”的女人。她们的爱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来讲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在曹禺笔下，这些有着不一般身份、地位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情爱”却享有不凡的地位。曹禺肯定、欣赏的是这样的主动追求爱情的尽管没有名分的女性，歌颂的是原始的、本真的情爱。

    然而，评论界对剧中人物的解读多为传统的，大部分还停滞在“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层面。“时隔数十年，我们仍没走出‘五四’精英们的文化视野”。

    一些文学批评家们认为，曹禺剧作中的女性也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如，李玲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创作心理，即像普遍的中国现代男性叙事者们一样，把“女性主体性诬为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沈庆利的文章中提到思懿的形象是男性基于自身对女性的恐惧而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的一个代表，并认为作者夸大了女性“原始情欲”特征是出于“作家深层意识里的性爱心态”。人们关注剧中的新女性形象，关注她们的反抗精神，关注由此而带来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却忽略了一点----这四位女角的身份—名分。

    在曹禺的四大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他对女主角的身份、地位的定位有着其独到之处----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愫芳，可谓“第三者”，他人婚姻的插足者；陈白露，一个交际花，高级妓女，“大众情人”；花金子，和旧情人偷情的人；蘩漪，“红杏出墙”且乱伦者。她们都处在为人“情人”的位置，都是没有“名分”的女人。她们的爱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来讲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在曹禺笔下，这些有着不一般身份、地位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情爱”却享有相当高的地位。曹禺肯定、欣赏的是这样的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虽然她们没有合法的地位；他歌颂的是没有名分的情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