蘩漪,一个有着太多争议、最具有“雷雨”性格的、被禁闭在阁楼上的“病”女人,名分上的婚姻没给带来她幸福。所以无视“界限”、“规则”,走下“禁闭的阁楼”,寻找自由的世界,自我拯救。
1936年《雷雨》发表一年以后,刘西渭(李健吾)评论说:“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 这个妇女当然是蘩漪。而作者本人则明确表示,蘩漪的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他是“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的。
对蘩漪这一悲剧形象及其典型意义的认识,存在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阶级论者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论争蘩漪是一个“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新女性”; “反叛,……淫妇,” “旧式妇女”;或 “爱情对于她来说,仅是性欲的代名词……”,“我们在这性格复杂的女人身上,看到情枷欲锁之可怕”;一些女权主义评论者们则把蘩漪“妖魔化”。
然而,蘩漪这一人物形象就象她的名字一样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新女性”、“旧式女人”、“淫妇”或“妖女”来定位。曹禺曾说过,他之所以起蘩漪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又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內心,同样,他塑造的蘩漪形象恰恰是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的外化。
通过对蘩漪的塑造,不难看出作者所持的观点和主体意识。蘩漪无视名分、身份、地位、道德、伦理,为了爱情,她宁愿放弃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做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曹禺非常赞赏蘩漪似的勇气,在《雷雨跋》中说道:“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他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为此,在剧中,他给了蘩漪这样的形象的行为许多个合情的理由:周朴园的专横,周萍的移情别恋,更甚之的是“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
曹禺在对蘩漪和周萍的乱伦情的描写有别于如欧里庇得斯、奥尼尔等作家。特别是对蘩漪,曹禺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关爱和宽容。蘩漪的悲剧并非是由“她的无法遏制的情欲与精神饥渴”造成的,也非“作者让蘩漪用无耻的欲火焚烧了自己的皮肉,也无情地烧毁了一个被中产阶级伦理温情脉脉笼罩着的世界”。曹禺在肯定女性的情欲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女性的“情爱”。这与当时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家们的观点和五四主流话语相合拍的。“只要是顺应爱欲本能的,便是崇高的、值得赞颂的;而违背这种爱欲,尽管符合‘名分’,却是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