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证管理实施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楚剧秉持大加肯定的态度，一度提高了楚剧的地位，这成为许可证管理实施的一个重要的舆论因素。从1926年到1927年，楚剧由于其“平民性”契合了武汉国民政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短暂的得到合法地位。时任武汉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的李之龙撰文《为什么要提倡楚剧》，将楚剧定性为“平民的艺术”、“民间的文学”，赞誉其堪比《红楼梦》。李之龙亲自改编的楚剧《小尼姑思凡》也在中央人民俱乐部血花世界演出。这种言论和思想对后来楚剧界和汉口市党部、市政府都产生了影响。楚剧活动家陶古鹏在《楚剧概言》中将楚剧视为“社会教育”之一种：“楚剧是民权的，合理的，合于社会教育的。”汉口市政府在公文中指出：“（楚剧）曩在前清时代即已悬为禁例，民国成立以还继续禁止，未尝稍驰，至革命军到达武汉时，狡黠者流，以改进花鼓戏相号召，变换名称，希图取巧，所谓楚剧平剧，遂得流行于武汉……”由此可见，武汉国民政府关于楚剧的地位提高的言论使得旧时惯用的、以“诲淫诲盗”的恶名来禁止演出的做法已经“名不正而言不顺”。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在汉口屡遭禁止的楚剧，因在汉口普通市民间受到极大欢迎而快速发展，这也迫使当局必须实施新的管理方法。1929年《新汉口》杂志第二卷“社会”栏的《取缔花鼓戏》一文说：“楚剧自能迁移内地（指租界外的地方）公开表演之后……不数月之间，由数十之演员增加至二百许，由一二家戏院，增加至十许家了，而又家家利市三倍，好像还有蔓延的可能。”如此红火，以致“现在楚剧的地位，日见澎湃，居然可以和平、汉剧分庭抗礼了。”商业演出日益兴盛，演艺队伍不断壮大，使得当局认识到如果对楚剧依然横加禁止，而不能妥善管理，既不符合客观情势，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当时的官方文件对此即有客观的分析：“我们知道演唱花鼓戏的伶人，大都是没有恒产的，那末一旦失业，生浪活上就要起了恐慌，如不急谋救济，使一般失业伶人。不只是剥蚀社会的利益，而养成有相当技能的人才，以从事于生产的工作，这才是万全之计。”

    此外，其他省党部的具体实践为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提供了经验借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设立“南宁戏剧审查委员会”并公布《取缔戏剧规则》，提出许可证管理的措施。作为20世纪20年代革命风暴中心之一的武汉，急需合适的政策措施来妥善管理戏剧，尤其是管理“诲淫诲盗”的楚剧。广西省党部的做法正好为满足这一需要提供了范例，因此，汉口市党部和政府从1928年起开始逐步实施并完善许可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