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文人风流自赏的才子佳人剧作在元杂剧婚恋剧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这一类儒生形象千篇一律,基本无什么社会意义可言。因为在这些剧作中,儒生无外乎才华横溢、一表人才,尤其“酷爱花酒”、“迷恋风月”,最终金榜题名,冲破鸨母或家庭的阻碍,与佳人共结连理。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才子佳人故事几乎在每一朝代都占有重要地位,受到文人格外地青睐。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说:“‘士’在中国史上确然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但是专业史学更要求我去抉发‘士’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动的轨迹。”当然儒生和“士”是不完全等同的。但我们可以推断,儒生在中国史上也同样具有某种连续性的传统。可以说,金榜题名是其政治上的追求、才子佳人共结连理则是他们婚姻上的追求,这两者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对理想化的儒生而言,二者缺一都不完美。因此,文人的风流韵事成为人们宴席上不可或缺的谈资,也成为他们热心追求的生活趣味。
元代儒生社会地位虽然不再能和唐宋两代儒生相比,然金榜题名,遂青云之志,毕竟是他们饱读经书的动力和目标。仕进机会虽然渺茫,但总归是有,因此儒生再贫穷、再落魄,心底毕竟存着那么些清高气傲。他们自比不同于商人和农夫。孟光就正面回击父亲对穷儒生的贬斥:“你看他是蓬蒿草底尘,我觑他是麒麟阁上人。”文人风流自赏、才子佳人结连理戏正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需要。元代前期才子佳人戏不是很多。后期随着元统治者逐渐加强伦理道德的控制,杂剧本身也逐渐雅化,因此,剧作不再像前期那样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反封建作品如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描写才子们风流逸事的作品。《金钱记》、《扬州梦》、《鸳鸯被》是其中代表作。
“腹隐司马之才,心似祢衡之傲”的韩飞卿、流连风月场、才识过人的杜牧之和饱读诗书的张瑞卿最终都官运亨达,抱得美人归。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命运都是为儒生们所倾慕和向往的。
关汉卿的《玉镜台》是一较有趣的才子佳人戏。《世说新语·假谲》曾记载过温峤娶妇的故事,说温峤假借为姑母物色佳婿之名将表妹娶作自己的续弦。这位表妹明知受骗,却十分知趣,于洞房花烛之际,“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从而完成了一段魏晋时代婚姻佳话。关汉卿对此作了些许改动。温峤是一儒雅才子,但同时剧作又赋予他一些小丑的性质。譬如他骗婚成功后,面对倩英的不肯圆房,他费劲唇舌,言语动作颇具喜剧色彩。他老大一把年纪,却争辩道“你少年心想念着风流配,我老则老争的几岁?不知我心中常印着个不相宜,索将你百纵千随:你便不欢欣,我则满面儿相陪笑;你便要打骂,我也浑身都是喜。我把你看承的、看承的家宅土地,本命神祗。”温峤实在打破了传统儒生的一本正经,而被赋予儒生性格中难得一见的趣味性。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才华终为其赢得了娇妻的倾慕。剧中温峤和倩英既符合文人心目中传统才子佳人形象,又带上了明显的世俗化气息,颇具时代感。
由此可见,迎合文人风流自赏的才子佳人戏虽不能代表元杂剧最高成就,但显然体现了儒生们理想的政治观、爱情观:仕途畅通、婚姻美满。其结局的美好是文人的理想,也是读者观众所期望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