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朝代,它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蒙古贵族在其统治中国的一百多年内,为了维护其对汉民族的绝对统治,自始自终贯穿着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政府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如有违反之人,将严行断罪。汉文人的地位更是空前低下,当时社会又把人分为十等,有一说这十等人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巫六医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大概就是文革“臭老九”的源头)。曾经是文人进入上层社会敲门砖的科举考试也一度停止了77年,文人失去了仕进之路,”寒窗下曾受十载苦功,他日必夺皇家富贵”的理想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文人处境陷入了历史上空前的低谷期,因而一种抑郁、愤慨、消沉的情绪在元文人中蔓延。王恽《秋涧集·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中记载:“金季丧乱,士失所业,先辈诸公,绝无仅有,后生所学,既无进望,又不知适从……故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于是士风大沮”。即便是元中后期间断间续地举行科举考试时,由于科举制本身存在着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如名额由四等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均分,实际上不利于人数众多的汉族士子等,都让汉儒生不满和抑郁。这样一来,大批“不得用于世”的文人转而“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特殊的这个时代孕育了特殊的这代文人,特殊的这代文人创作了特殊的文学形象。在元杂剧作品中,我们既听不到诸如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也看不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子济世情怀。勇于斗争、可歌可泣壮烈的儒生形象在剧作中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面对落魄境遇,忍辱含诟、忍气吞声的卑微儒生。与此相对应,剧作的女性形象倒突显出万丈光辉。窦娥的誓死维护自身人格尊严、谭记儿智斗凶狠残暴的杨衙内、李娃的敢爱敢恨、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等等都让那些自诩“读书破万卷”,要成为“人上人”的儒生们自惭形秽。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作品中,他们与女性角色相比,是没有任何光彩和力度可言的。软弱是他们的代名词。
《倩女离魂》中,倩女身体不得已遵循封建礼法,魂魄早已追随王生而去,当她“汗溶溶琼珠莹脸,乱松松云髻”,精疲力劲地追上王生时,王生第一反应是:“若老夫人知道怎了也?”,进而开始封建伦理道德地说教:“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老夫人许了亲事,待小生得官回来,偕两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顺!你今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此乃一十足的封建卫道士!这里,与其说王生是自觉的封建伦理道德维护者,不如说他是自发的。这些三钢五常已经深深刻入其脑海中,像吃饭穿衣一样正常,因此他不会想到去反叛或说突破。从这个角度而言,王生就不仅是软弱而更是愚昧了。
徐子方先生在其《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一书中认为,元蒙帝国在13世纪的崛起导致了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遭遇战,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具体化为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和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汉族儒士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具体在杂剧中,主要表现在未遂功名的儒生遭遇欺侮和挫折时,几乎一致地表现出忍耐、退让、屈辱甚至是自暴自弃的倾向。《曲江池》郑元和迷恋妓女李亚仙,金钱丧尽后,被鸨母赶出,没有任何反抗,甘心沦为歌者,只是歌唱些“一年春尽一年春”,直至差点被老父亲打死,也未有任何觉悟。《墙头马上》的裴少俊面对老父亲的责问,不惜抛弃曾与自己私奔并相处七年的妻子,正儿八经道:“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与休书便了。告父亲宽恕。”《望江亭》白士中明明知道杨衙内迷恋其妻子,自己也将被他致于死地时,只是一味烦恼,而无任何实际反抗举动。妻子欲反抗,他只道:“夫人,休惹他,则他是花花太岁!”“则怕反落他勾中。夫人,还是不去的是。”《谢天香》中柳永要钱大尹帮忙照看些天香,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冷淡,但柳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乞求于他,看不出一丁点的士子气节。而《救风尘》中安秀实实在就是个老实巴交的穷书生,呼之即来,招之即去,没有任何主见可言。#p#分页标题#e#
可见,元杂剧此类软弱儒生形象性格具有一致性,在剧作中也只起一个符号的作用,软弱“才子”衬托勇敢“佳人”的“才子”符号,其性格本身并无多大文学价值意义。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的反映,杂剧中儒生的软弱一定程度上是元代文人自身社会地位低下的体现,而社会地位的低下又直接导致儒生的软弱和抑郁。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试想《破窑记》吕蒙正住的是破窑,吃穿尚且不能解决,我们姑且不论他有心无心反抗,但显然,他是无力反抗的。对于这类文人,我们的剧作家寄予他们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批判。刘月娥甘住破窑,志守清贫,为的是有朝一日吕蒙正必能金榜题名。《举案齐眉》中儒生更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贫穷至极的梁鸿备受千金之躯的孟光青睐。官宦财主在她眼内都成了“泼赖徒”,她坚信梁鸿“一日若遂风雷志,敢折蟾宫第一枝”。因此,即使仕进道路再艰难,儒生地位再低下,为着这渺茫的“蟾宫第一枝”,很多儒生甘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科举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而元杂剧的这类儒生则成了他们的楷模和榜样,激励他们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