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制作人冷治夫谈DV的纪录价值

DV作为一种简便，低成本的影像纪录方式，目前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中国的DV使用也已经有十年的历史。这种新型的纪录方式的出现，预示着影像存储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从影像纪录的性质与方式来看，如果说主流的电影电视生产与传播更多地体现出职业化的特征，那么以DV创作为代表的影像纪录方式则体现出非职业化的特征。国内蜂拥而上的各类DV评奖活动，成了DV爱好者大举创作的摇篮。不知何时开始，大学、影视公司、各级学会、企事业单位、国外驻京办事机构，都打起了DV电影电视节的主意。在这些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DV创作光环下，也给了稚嫩的DV使用者们一个误导：买DV就是为了拍片子，拍片就是为了参展、获奖、拿奖金。其实，那些忙忙碌碌的DV人也许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远离DV基本纪录价值的误区。

要描述清楚DV的纪录价值，首先要先纠正两种根深蒂固的观点。首先，现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认为DV普及的媒体背景是类似《DV新时代》、《DV365》、《多彩DV》、《DV故事》等DV栏目的普及和DV作品在主流媒体的增量播出。其实DV节目播出的平台化、运作的市场化与DV影像迅猛发展的因果关系并非是前者决定后者；相反，正是由于DV纪录功能的广泛开发与使用才使得这些DV栏目的“舞台”得以有足够的“戏曲”来唱。DV的普及发展不仅仅决定了DV栏目的成败，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纪实频道的生存与否，特别国外，在一些优秀的纪实频道或真实频道中，这种现象就更为普遍了，英国真实频道reality TV中，60％以上的栏目都来自DV纪录素材的增殖处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DV的拥有者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杭州，大连，深圳，香港，台湾等发达地区的大专院校。这些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同时也是地区性的文化中心，集中了大批教育背景较好，知识水平较高的学院派年轻人。在这些DV拥有者中间，极易产生比较前沿和先锋的意识及目光，大量的DV故事短片和DV纪录片都是由京沪宁等发达地区摄制的。但是，追溯DV普及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最先能够在经济上承担DV的人，普遍来自30——45岁甚至以上年龄层的人，而且大多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领导职务的白领或中层以上人士（一些处级以上的单位由于种种需要也会公款购买DV）。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DV的发展已经跨过了十个年头。在95年以后的几年，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级时期，当汽车、房子、笔记本电脑仍旧是小康家庭和富裕之家人们的梦想的时候，当人民币非常“值钱”而DV和DV磁带的价格却几倍于现在价格的时候，能够承担起奢侈品DV的学生，还是处于极少数的。数年来北京的主要艺术类院校（中国传媒大学，北影，中戏，北师，..甚至连同一些综合类大学的传播学艺术学院系算在一起）所毕业的艺术类学生按照最多数量的统计也不过十几万人，这些“非收入”或“微收入”人群的DV持有量，相比北京1500万的人口总量来说，占有的比例实在太低了。笔者个人的孩子便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系，当他拥有第一台属于自己的3ccdDV的时候(1999年)，全班60人中还没有一人拥有，4年后（2003年），全班60人中已经有17人拥有了DV机，29个同学的电脑能够剪辑DV画面。虽然这些院校里的学生们能够饶有兴致的去拍摄理想化的DV作品，但他们却并不是真正拥有DV的主流群体，他们的设备来源是以校方提供为主的，使用DV的目的也仅仅是完成作业和所谓短片“创作”，并没有真正发挥DV最最基础的纪录功能。

DV的最本质价值，便是记录的价值，是用最低廉，最原始，最简单的影像记录方式保存影像资料，就如照相机和磁盘一样，人们用它来凝固住自己值得纪念的生活画面和资料，这和用DV拍摄下自己值得珍藏的生活流程是一个道理。而现在国内真正建立资料库去保存这些影像的工作却少之又少（甚至没有），DV的纪录仅仅被当作娱乐消遣，许多DV使用者甚至丝毫没有资料保存的意识。三种比例的失调制约了DV记录价值理念的发展——DV设备的拥有率与使用率不成正比，DV使用时的“创作”量与“记录”量比例失调，DV素材的“拍摄”量与“存储”量比例失衡。前段时间热播的旅游卫视栏目《撞到正》（将所有美国警车内置DV摄像机的记录犯罪现场的执行公务片断剪辑加工，介绍背景，配以解说）便是用DV记录素材增殖的方法加工制作的一档高收视率专题节目。没有这些驾驶警车的警察常年累月的记录素材积累，便不会有《撞到正》一类的素材增殖栏目；同样没有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经历岁月冲刷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影像资料，也不可能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老故事电影》一类精品文献纪录片的问世。以前没有DV的时候，摄影机、胶片、昂贵的专业摄像机和磁带只能被用来纪录，社会中典型的政治经济精英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而DV普及以后，小人物和日常琐事也拥有了话语权和表现空间，如果大众领域建立起广泛的DV纪录意识，未来必将为世界留下一部“小人物、小事件、所写成的历史”，相信这部历史经过编导，艺术家的选择、提炼、加工后，其鲜活程度，真实程度都会毫不逊色。#p#分页标题#e#

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DV持有者，大多将DV使用在自己和家人的以及周边环境生活的纪录上，只有极少数的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用它们来进行艺术创作和思想表达。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大量的DV机和DV爱好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纪录片或情节片的创作上了。DV短片的摄制者，多为各地大学生，所学专业有戏剧，电影，电视，文学，新闻传播等。之所以上述青年学生介入DV创作，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对于DV这种影像纪录样式的敏感。用DV来制作出各种样式的短片成了大部分有创作激情的学子在校期间的追求，在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高级专业设备的情况下，一种替代性的，很有意义的DV情结便蒙生了。尽管DV设备看起来不够专业，不够高级，但这对于培育他们的视觉意识，提高他们的影像创作水平是很有意义。这样一来，DV在院校里就真正成了学生们的“教学设备”。而在白领和一些小康家庭中，DV又成了他们每年旅游、聚会时偶尔使用几次的 “橱窗摆设”，许多完好纪录的磁带，在“一次过”的欣赏愉悦后，便被残酷无情的洗后重拍了。由于纪录和资料存储观念的落后，DV设备资源被大量的浪费掉了。如果“DV记录”这种观念不得到伸张，若干年后我们留给后人的，无非是苍白的DV学生作业，和少量的DV精英作品。

 DV片段在国外被当作一种历史资料海量储存，许多有DV的人会时刻让它不离左右，随时随地的拍下或者感人肺腑或者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并有意识地分类保存。“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唯一一个清楚地拍摄下第一架飞机撞楼的镜头的就是一名业余DV爱好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人良好的摄影素质和对DV的热情，这永恒的瞬间也只能与我们失之交臂。看看西方国家里，许多DV机型号过时，机体破旧，但是过时也说明历史悠久，破旧更表明使用频繁。西方媒体中许多栏目的内容和素材，都来自于大量DV发烧友平时对日常生活中亮点的积累。

对于DV的运用，必须一分为二——这就是纪录和创作的区别。当一个人手握DV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客观的纪录生活片段，还是搞纪录片或情节片创作？记录的功能是资料存储，它不构成作品，仅仅是将画面，有意义的人或事务的影像保存下来；创作的功能是出作品，表达作者的主观意图，同时当作品形成后，成为一件艺术品供大家鉴赏。被记录的资料需要编排、剪辑从而产生意义价值。中国现在不缺DV纪录片和DV情节片的导演，更不缺那些承载了过多功利目的大小DV短片竞赛和DV短片评奖，缺的就是“DV记录”理念在大众领域的普及。（这里的“记录”没有用“纪”字，而是用的记载记忆的“记”字。）新时期的媒体领域不仅仅需要的是DV短片作品，更多需要的是记录存储。没有大量的DV片段存储和资料库，专业纪实频道中的大多数栏目是根本开不起来的。如果DV的使用者们能意识到，拿起DV不一定就是要拍作品，更应该利用DV拍更多的现实和历史的记录。相信国内的DV拥有者，在克服了低使用率的障碍之后，还能够走出盲目创作的误区，DV在经过一阵“忙乱”之后，必将迎来自身记录价值体现的新时代。
DV的迅猛发展，使我们过早地进入了“传播者大众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谁最先掌握了DV，谁就掌握了大众的话语权，谁就会拥有“平民的收视群体”，谁就会成为中国民间影像的先驱......安徽电视台在DV上的举措，与其说为中国影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纪录采集方式，到不如说它选择的是一种立足民间的个性化创作态度。这种态度将打破主流媒体一统天下创作的准则，更多地融入了“平等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