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创作需要思考的目标问题

纪录片创作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冲击现实 还是诉求未来？“生前事”，还是“身后名”？如果是针对现实，那么它大多紧紧追踪现实和历史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按照宣传的主题要求，去发现选题、组织素材，并予以时代化的创造性处理。其中许多重大的题材，一般是得到上层、高层认可的，比如《毛泽东》、《邓小平》；或者是满足大众口味和多种需求的，如今年 热播的《故宫》；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的选题，如《中华之剑》、《香港沧桑》；再如科技类的，如关注“三农”、教育、国企相关题材的纪录片。

如果其目标是“未来”，那么它强调的是一种创作者的个人探索，纪录片成为一种对于影像语言纪录和表达的可能性的探求，是一种思路、方式、方法的艺术化探索，其着眼点是追求影像历史上的全新的视听语言方式，追求思维的突破，其内容未必是当下主流的或大众认同的，它往往带有纪录者强烈的个人体验、价值判断和 审美倾向。在题材的选择上，可能是边缘性的或者被人遗忘和忽略的，这类诉求未来的纪录片体现的是创作者在艺术思考上的独特发现，是以个人书写的形式存留具有先锋、实验精神的影像历史，尽管它们可能对当下未必产生强烈的影响。一些典型的作品比如边缘群体的纪录，例如流浪者、乞丐、胡同里的老者、艺人、艾滋病 患者等等都成为片子的主角。再如，一些非专业、非主流的实验性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在国际获奖，比如雎安奇1999年制作的《北京的风很大》（ 入围第50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杜海滨2001年制作的《铁路沿线》（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一项特别奖）、陈为军2004年独立制片并担任导演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这些纪录片很多至今尚未在国内主流媒体播出，它们获奖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异域文化的胜利，但是它们却未必是现实的胜利，市场并不与之呼应。总体来看，在现存的宣传、市场、意识形态条件下，它们不占据主导地位。

到底 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对于纪录片创作是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生存，选择前者，但是要探索。要想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留下惊世之笔，就要选择后者。前者有压力无风险；后者既有压力又有风险。前者可以得到现实的满足，名利双收；后者可能有名利，但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技术、艺术上的满足，是创作本身的一种快感，是非功 利的方式获得的功利性。在这个问题上何去何从，是一个很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