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的出现,带来了整个记录方式或者书写方式的改变,也是民间纪录片得以膨胀的重要技术基础。随着DV在中国的普及,现实题材作品不断涌现,以纪实为主的DV纪录片逐渐成了主流。这类作品眼光平视,视角独特,生活气息浓厚,完全没有公式化、程式化和概念化弊端———由于普通人的介入,DV影像运动相对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以前的纪录片工作者要扛着笨重的摄像机,有录音、有照明、甚至整个剧组共同操作。不论是主流或是精英纪录片,其制作所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高成本相对于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之间总是很难比较的。《毛泽东》(1993)十二集大型文献纪录片的摄制耗资800多万,《布达拉宫》耗资500多万,《故宫》的总投入也高达500多万,这些大成本大制作的“大片”,都投入了最强大的制作阵容和精力,所表现的社会意义也往往是重大的,领袖伟人,历史性建筑,重大政治事件,如果考虑该年度人民币购买力的折算,这些纪录片的影像社会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在艺术民主化概念不断深化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普通人的故事同样感人,普通人的家庭住所一样发生着扣人心弦的矛盾纠葛,这些人的社会价值意义也许会逊色于历史伟人和故宫等,但他们的价值同样拥有被保存的权利价值。
DV纪录片的出现可以被看做是用低成本保存社会影像的一种手段,现在用“掌中宝”去纪录一些事情,变得像用笔写字一样容易,更多人拥有了在社会中"说话"的权利。大量个体影像爱好者的参与,带来了影像社会价值“官方表达”观念的变迁,民间视点和个体表达成为了民间影像的最大特点。独立性是DV区别主流媒体的主要特征。正如前文所说,DV不通过传播过程谋取利益,因此没有承载多的教化和宣传的功利性目的,拍摄的最重要之处在于自我个性的表达。DV民间影像是业余的,因此DV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对社会价值的纪录保持着一种公益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业余性和独立性是相互依存,拥有了公益精神的职业影像人,必然丧失独立性,走向商业影像和官方影像。归根到底DV作品体现了一种民间文化的视觉狂欢品性。在这种视觉化的形象狂欢中,视觉形象本身不但颠倒了各种官方文化的原则和美学标准,而且具有全民性和广泛参与性,在这种参与性中,DV作品(纪录片和情节剧)所留下的社会价值被不断的丰富了,它的飞速成长甚至可以与主流纪录片相抗衡。
现在,已经有不少DV爱好者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主流媒体和精英纪录片创作者所没有凝视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的是被官方历史所遗弃,有的是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而这些地方又恰恰是历史和社会价值的一部分。纪录历史,纪录社会光靠官方的影像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和社会的组成本身,就是由无数个年代和无数个家庭组成的,没有大众化(DV)的纪录,就不会有相对完整的社会纪录。所以DV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会给人们以欣赏、思考、娱乐、品味、纪录、储存……它还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建构社会的重要参考。今天纪录过的,明天就是历史。这也许就是DV会在不远的将来,在影像积累和海量储存上超过官方影像的原因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