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元杂剧中的负心伪善型儒生形象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是唐宋以来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的题材。然而，不同于宋代存在的大量批判书生负心剧作，元代此类剧作少之又少。元杂剧《潇湘夜雨》是个例外。它继承了宋代书生负心戏的创作传统。

    宋代负心戏众多很大程度上是对宋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宋代承五代武人跋扈之后，重文轻武，以争取儒生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儒生特别优容的政策。宋儒生的地位非常之高，宋代的科举制度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发达。宋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便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当书生禁受不了金钱权力的诱惑，攀上高枝，抛弃前妻，便无可避免地引来了人们的指责。宋代负心戏文即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和揭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百姓的心声。如《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张协状元》等等。

    元代社会制度显然不同于宋代，元文人社会地位之低，前文已有论述，文人也不再是被批判揭露的对象，人们普遍对其倾注同情。因此,这才有了变《会真记》负心张生为《西厢记》痴情张生，变《赵贞女》不忠不孝蔡伯喈为《琵琶记》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文人创作。这种转变显然反映了宋元两代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到了南戏《琵琶记》的创作成功，可以说人们对文人悲剧命运的同情到了一个顶峰。

    杨显之《潇湘夜雨》是元代为数不多的负心戏，戏中竭力刻画了一变泰发迹抛妻的丑恶负心汉形象。剧中主人公崔通远曾发誓若负了翠鸾，则“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可一旦得势，则抛弃前妻，趋炎附势，到前妻上门来寻时，不仅矢口否认，而且把她划为逃婢，让解差解押途中将其性命结果，”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何其残忍！待他得知翠鸾乃廉访使大人之女时，不禁为其前举动后悔：“我早知道是廉访使大人的小姐，认她做夫人可不好也”，何其卑贱！剧作家对崔生的负心、忘恩做了无情的批判，他塑造的这一形象在文学史上是具有典型性的。对权利和金钱的过分崇拜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剧作家对其淋漓尽致地描写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的。

    戴善夫的《风光好》是另一部元代为数不多的揭露批判儒生的剧作。当然，它不是刻画负心汉形象，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可恶的伪道学家面孔。剧本写赵匡翼建宋不久，陶谷奉命前往南唐说降。南唐丞相宋齐丘和金陵太守韩熙载用计，设下宴席，让名妓秦弱兰大献殷勤。在人前，陶谷云：“大丈夫饮酒，焉用妇人为，吾不与妇人同食。教她靠后。”“靠后，小官乃孔门弟子，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小官平生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好一副正人君子面孔！而人后却题下“独眠孤馆”四字。面对假扮驿吏之妻的弱兰，陶谷大加调戏，丝毫不见前日“君子”风范。一旦回到宴席之中，面对同样的弱兰，陶又换上了伪君子的嘴脸：“小官不吃酒，但吃一日，昏睡三日，将过去”，并厚颜无耻地否认前番调戏驿吏之妻的行为。陶最终落得个想游说他人反被他人暗算的狼狈下场。剧作家用诙谐的笔调，营造了极具喜剧性的戏剧场面。陶谷的“伪道学”形象在元杂剧中是不多见的，与莫里哀笔下的答尔丢夫相比，形象则不够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