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
[关键词]中国叙述;发现;剧场;粉墨英雄
[作者简介]马淑贞(1977-),女,湖北黄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原文出处]《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55-5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关系研究”(ZOPCWX008)。
弗里德里希·詹姆森在评述第三世界的文化时,曾将其视作一种“非自主”性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第三三世界文学的总体特征加以概括:“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尽管这篇文章因其明显的白人中心观而遭到许多研究者的诟病,并将其视为一种“东方学”,然而就客观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詹姆森洞察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某些共性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借用詹姆森的这一观察结论来审视晚清至辛亥革命前这一时期的戏曲的时候,其“寓言”色彩不言而喻。这一时期的戏曲的“寓言”特质的形成,既有晚清知识分子的主观的“引导”作用,然而究其根底则与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第一世界”的“瓜分”带来的时代“焦虑”密切相关,以“戏曲”言说中国成为释放时代“焦虑”的一大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