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考夫曼与《持摄影机的人》（二）

1922年战乱平息后，西方的故事片大批出现在苏联的电影海报上，维尔托夫对这些虚构的电影很是反感，觉得它们是生活廉价的替代品，和宗教一样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时，维尔托夫开始以“三人委员会”（Troika）为名义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电影的躯体已经被习惯的剧毒麻醉了，我们需要机会在这垂死的机体上做一次实验，以寻找解毒的良方。”，维尔托夫的三人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电影小组，其成员是维尔托夫，他的妻子斯维洛娃，他的弟弟米哈伊·考夫曼。1922年5月，三人小组创办了一份《电影真理报》（Kino-Pravda），这是一种按月发行的新闻电影，间或也出产一两部具有正片长度的纪录片，它们由火车送往各地放映。“电影真理报”这个名字来自于列宁1912年创办的《真理报》（Pravda），它宣示了维尔托夫这样一个电影理念：无产阶级电影必须以真实为基础。《电影真理报》的确做到了真实，它来自民众又归于民众，它源于生活但并不“高于”生活。

莫斯科附近的巴甫洛夫村正放映着一场电影。小小的放映厅内挤满了村民和来自附近工厂的工人，没有音乐伴奏的默片《电影真理报》正在放映，可以听到放映机的噪音。银幕上一列火车疾驰而过，一个小女孩出现了，并笔直向摄影机走来。突然观众中传出一声尖叫，一名妇女向银幕上的女孩奔去，她流着泪，伸出双臂叫着女孩的名字。但是小女孩消失了，银幕上火车再一次驰过。放映厅的灯亮了，那名妇女已晕倒，被人们抬了出去。“怎么回事？”一名工人通讯员问。观众回答说：“这是电影眼睛。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女孩还活着，不久后，她生病死了，冲向银幕的妇女是她的母亲。”
 
《电影真理报》的放映一直持续到1925 年。在这三年里面，三人小组在一个老鼠成群的地下室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维尔托夫的妻子负责剪辑，弟弟米哈伊负责摄影，维尔托夫自己担任总指挥。米哈伊是个摄影狂，从早到晚扛着摄影机四处转悠。他从不征求被摄人的同意，经常是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把市场、工厂、学校、酒店和大街上的活动给偷拍下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时代，摄影师和导演无需刻意安排，就能在生活中发现无穷无尽的内容。摄影机成了时代的见证和生活的眼睛，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术语“电影眼睛”逐渐酝酿成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委员会”的规模扩充了，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这时，“电影眼睛人小组”（Kinoki-Team）成立了。1923年7月，维尔托夫发表了他著名的宣言《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
 
这个宣言就像他弟弟运用摄影机的方式一样富于激情：“我是电影眼睛，我是机械眼睛。我是一部机器，向你显示只有我才能看见的世界。从现在起，我将把自己从人类的静止状态中解放出来，我将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我接近，然后又离开物体，我在物体下爬行，又攀登物体之上。我和奔马的马头一起疾驰，全速冲入人群，我越过奔跑的士兵，我仰面跌下，又和飞机一起上升，我随着飞翔的物体一起奔驰和飞翔。现在，我，这架摄影机，扑进了它们的合力的流向，在运动的混沌中左右逢源，记录运动，从最复杂的组合所构成的运动开始，我的这条路，引向一种对世界的新鲜的感受，我以新方法来阐释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世界。”
 
维尔托夫在这篇宣言中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摄影机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借助这一机械手段，人的肉眼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本雅明一定很熟悉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曾多次提及电影摄影机所具有的这一新奇功能（第11，13节）。肉眼所见的世界是混沌的，经常处于无意识状态，而摄影机却能以机械的手段对时空进行无微不至的分析。一方面，电影能帮助肉眼看到更细微的东西，如奔马的步态，手指的微微抖动，另一方面，电影还能帮助人们重新来表象这个世界，而这一表象方式既不同于日常的寻视，也不同传统的绘画。